“二南”的廣泛傳播在一定程度上與周公和召公的巨大影響有關，它具有雅詩地位，是因為它們最早就是以雅樂而出現(xiàn)的。

　　《詩經(jīng)》中的《周南》和《召南》，后人合稱之為“二南”，共收錄詩歌25首。它們被編在今本《詩經(jīng)》“十五國風”的最前面。在先秦時期，它們作為房中樂而存在，在很多重大禮儀場合中作為雅樂演奏，在社會各個階層中流行十分廣泛，并在儒家的教育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正因這種特殊的待遇，“二南”倍受歷代研究者關注。那么“二南”的性質是什么?與其他風詩有什么樣的區(qū)別?是什么原因導致它具有這樣獨特的地位?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一、“二南”的廣泛傳播

　　《詩經(jīng)》所收詩歌包括從西周至春秋中葉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為了制作禮樂的需要，這些詩歌是分批進入周人的禮樂文化系統(tǒng)之中的，其文本結集也非一次完成。在春秋時期，《詩經(jīng)》已經(jīng)在社會上得以廣泛流傳，其樂歌用于各種儀式上的演奏，其歌詞內(nèi)容也在朝、會、聘、問或其他外交場合中被大量賦頌、征引，以詩達意、言志。因此，在春秋時期，對《詩經(jīng)》的熟悉程度、理解的深淺、運用合理與否，有時甚至成為評價一個政治家、外交家才能和品行的重要標準。

　　但是，由于一些詩歌可能編入《詩經(jīng)》較晚或影響很小等原因，很少被引用，有些詩歌甚至從來沒有出現(xiàn)在先秦時期除《詩經(jīng)》以外的文獻之中。

　　《左傳》是先秦時代記載賦引《詩經(jīng)》最多、最為詳細的典籍，從《左傳》記載來看，《小雅》被賦引36首，占全部詩歌的48.6%;《大雅》被賦引18首，占全部詩歌的60%;“三頌”被賦引15首，占37.5%;“十五國風”，被賦引37首，占全部詩歌的23%。從賦詩情況來看，被賦引的比例雅詩最高，風詩最低。這既與它們在社會上的影響有關，也與當時的禮樂文化制度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