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國風》作為各地民歌的總集，生動地反映了從西周末到春秋中葉各諸侯國的風土人情，具有鮮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地域性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突出特點。《晏子春秋·問上》曾說：“百里而異習，千里而殊俗。”[1]俗諺也有“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千里不同情”的說法。中國文化是以地域來劃分的，雖然從總體上看是統一的，但這種統一性是通過一個個文化區域體現出來的。人類總是在一定空間范圍內，按照一定的風俗習慣，創造著各自的生活樣式，自然而然的形成了各種風格迥異的地域文化圈。這里的“地域文化”是研究文化空間組合的人文學科——地域文化學的一個重要范疇，也被稱為“區域文化”。[2] 它考察的是某一地區文化的起源、傳承、演變和表現形式等內容。中國的傳統文化就是通過各種地域文化圈之間的交流、融合、變異而逐漸產生發展起來的。

　　中國的地域文化源遠流長， 早在遠古時代就有分布廣泛的人類活動。《左傳》的“虞人之箴”曾說：“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啟九道。”[3] 這里記載的是夏王朝的范圍，“九州”、“九道”的說法證明夏朝的統治地域已經小有規模。而商代曾有過五次遷都，據《竹書紀年》記載，商代前期頻繁遷都，商王仲丁即位后，“自亳遷于囂”;河亶甲“自囂遷于相”;祖乙遷“庇”;南庚“自庇遷于奄”;盤庚“自奄遷于北蒙，曰殷”。[4] 如此頻繁的遷都恰恰說明當時的地域文化的范圍在不斷擴展，相互之間的碰撞、融合十分活躍。到了周代，大規模的分封極大地促進了各地區域文化的發展。為了鞏固周王朝的統治，西周初期，周天子將宗室功臣分封到各地做諸侯，正如《詩·小雅·北山》所盛贊的那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5]周代的封邦建國，使得各諸侯國擁有高度的自主權，他們通過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設，使各國的都城和主要城市成為當地文化的中心，各地的地域文化實現了由自然產生到主動創造的轉變。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逐漸形成了思想、物質、制度、習俗等各方面的獨特的地域文化，從而奠定了我國地域文化的基本格局。雖然后來又經歷了幾千年的改朝換代，這種格局卻沒有消亡，反而隨著時代和歲月的積淀而穩定下來，至今仍未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我們可以通過當時的詩歌總集——《詩經》來窺見當時的地域文化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