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氓》是選入人教版高中語文必修二的課文，也是《詩經》中婚戀詩的代表作之一。

　　《氓》雖然如劉文所說“敘述的是一場家庭矛盾糾紛”，但從被采入《詩》的那一刻起，其在個人抒情的文學價值外又被賦予了濃厚的社會功用。《詩經》在表達個人思想感情及對社會、人生的態度外，還被借以宣揚修身養性，并以之治國經邦。《毛詩序》論《詩》“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準確切中《詩》采集民間歌謠以體察民俗風情、政治得失的意旨。只是之后的統治者過于強調其教化百姓、維護與鞏固社會秩序的一面，忽略其文學價值;社會的現代化過程矯枉過正，反對禮教、張揚人性，漠視其社會功用。所以，要體味《氓》語言文字的獨特魅力和復雜心理情感下的人物形象，就意味著必須審視《氓》的時代和社會意義。

　　一.不得不說的人物身份

　　劉文認為氓的身份在兩人“婚后的生活狀況和情感發展變化態勢”中不如婚后生活表現重要。但采詩的教化目的決定氓的身份不得不說。氓的身份眾說紛紜：商人、農人、城市平民，侯外廬認為氓是間諜。可在“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時代，統治者展現一個卑賤者的婚離故事有什么目的?《靜女》《桑中》這類表現愛戀的詩的主角都是貴族;如《碩鼠》《伐檀》這類抒寫奴隸受壓迫的詩歌，其誡諭的對象也是窮奢極欲的統治者。因此，《詩經》不是寫給社會下層看的。

　　但是少有人同意“氓”“女”都是貴族：“氓”本無貴族之義，“抱布貿絲”的“貿”也易產生氓是商人的錯覺，“三歲食貧”讓人認為氓家貧窮(《漢語大詞典》以此為例將“食貧”解釋為“過貧苦的生活”)。劉文認為氓的身份難以推定，但詩歌還是留下了暗示氓身份的信息。比如“以爾車來，以我賄遷”，許嘉璐認為商周時代行路、狩獵和作戰用車一般由馬牽引，先秦文獻中經常車、馬連言，有車即有馬，反之亦然。而車和馬都代表等級區分。《論語・先進》中記載顏路請求用孔子的車為顏淵制槨，可孔子因為要遵循貴族的禮儀，拒絕了顏路的要求(“以吾從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戰國策》中孟嘗君門客馮諼曾三次彈鋏以解決飲食、出行、贍養母親(“食無魚”“出無車”“無以為家”)的問題，在有車后宣稱“孟嘗君客我”。可見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車仍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再者，氓的車還有必要的修飾――帷裳，就更能斷定雖然衛地重商，但他絕非地位卑低的商人。由此，女子怨號“三歲食貧”，可作男子出身于一個沒落的貴族家庭或女子來自于地位更高、更富有的貴族家庭的猜測。后者的猜測源于女子的勞作――采桑是婦功的應有之義，不論貴賤，采摘、蠶桑、縫紉和飲食等都是女人日常生活狀態，使其安于自身角色，鍛煉勤勞柔順之性。貴族女子的日常勞作對下層女子也是一種表率。

　　然而，女子依然需要謹守“周禮”，男子的道德卻敗壞(“士貳其行”“二三其德”“至于暴矣”)，這種雙重標準使女子噴發出心中的悲傷、委屈和憤懣，也使兄弟之“�”有了切實依據。那個時代雖不存在封建綱常觀念，女子被棄或自出也未受到社會輿論的鉗制，但照常理，不是使家族光彩的事。可兄弟沒有流露出顏面受損的憤怒或對女子的同情。所以兄弟嘲笑的，絕不是女子私奔后自食惡果的婚姻(“以我賄遷”說明父母同意她的婚姻，并給予嫁妝)，也不是女子的命運，而是女子不合時宜的情緒。時宜，即氓的行為在當時已經是貴族階層見怪不怪的普遍情形(參見《�風・桑中》等)。如此可看出女子對愛情的堅守，但更能觀察到整個社會的道德基礎――夫妻關系已經出現松動甚至崩塌，孝敬之成、人倫之厚、教化之美、風俗之移也一概失去了基礎。《詩》可以“觀風俗之盛衰”(鄭玄)，《氓》則展現了禮崩樂壞的真實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