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詩經》首章，《關雎》在今天不僅被我們用來比擬美好的愛情，在古代更是倍受青睞。

　　漢人的解讀確定了《關雎》詮釋的范圍與方向，同時也給《關雎》主旨籠蓋上了永遠揮之不去的經學迷霧。在《孔子詩論》中,“《關雎》以色喻于禮”的話，把《關雎》主旨與儒家“禮”的思想緊密相連，《關雎》就被戴上了高聳的禮樂之帽。《毛詩大序》則開篇明義：“《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指明“風”的建始之義，也評價《關雎》緊扣《風》的主旨，還著重指出此篇主旨是贊美后妃的功德。《毛詩小序》解釋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給詩歌蒙上了政治、禮教的面紗，明顯地體現出漢代以政治教化附會詩義的特色。

　　由漢代開始一直到清代，對《關雎》之義的解釋依舊徘徊在“后妃之德”的范圍之內，就連深得《詩經》之義的朱熹也指出：“《關雎》，后妃之德也，孔子之敘書也，舉其所為作書之故，其贊易也，發其可以推易之端，未嘗詳言之也。”朱熹對《詩經》的解讀已經突破了經學思想，但對《關雎》之義的解釋依舊在儒家禮教思想之內。

　　近現代學者闡釋《關雎》之義，也無不受前人的影響，大多株守前說，雖然有了新見，但也是局限在階級學說之內。高亨的《詩經今注》中對《關雎》的主旨用一句話概括道：“這首詩歌唱一個貴族愛上一個美麗的姑娘，最后和她結婚了。”陳子展的《詩經直解》在總結歷代學人對《關雎》的分析之后，寫道：“此詩或出自風謠，而未必為歌詠一般男女戀愛之詩也。當視為才子佳人風懷作品之權輿。”由此可見，從解讀《詩經》開始，歷代學者就把《關雎》之義列入對后妃之德的贊美、后妃祭祀的細節的再現、生活階層較高之人的愛戀之情等等范圍之內。他們的弊端是把詩列入至高的禮的范圍之內，完全忽視了詩的情感性。

　　《關雎》脫身經學束縛，回歸文學本身是在五四運動之后。魯迅曾經在《且介亭雜文》中評價道：“……然而《詩經》是經，也是偉大的文學作品……因為他究竟是有文采的。”胡適則在《談談詩經》一文中更直接地指出：“《詩經》不是一部圣經，確實是一部古代歌謠總集。”聞一多把《詩經》視為中國文學發展的開端，他說：“在他(《詩經》)開宗的第一聲歌里，便預告了他以后數千年間文學發展的路線。”《詩經》在這一時期學者的眼中，就是中國文學的開端，《關雎》由此也就進入了文學的視野。

　　婚戀是人類永恒的主題。《關雎》體現了先民的重要觀念，它深刻地蘊含著生殖崇拜文化心理。原本一首樸素之詩，原本一首可以在原野之上唱和的情詩，被烙上了時代的印痕，失去了原本的風情。但是它經過時間的洗涮，經歷光陰的流變，已經褪去了層層包裹，盡顯著靈動深情、溫婉含蓄、矜持深雅的愛情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