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淑女”是《詩經》中最為重要的女性形象之一，在關雎中是如何體現出來的?

　　《關雎》是《詩經》的壓卷之作。自先秦起，《論語.八佾篇》便有記載，“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而上博簡《詩論》則從“色”、“禮”等方向偏重論析了《關雎》的詩本義。及至漢代，《詩經》初步奠定經學地位，《關雎》一篇更愈發受到學界從詩教、樂教和女教等多重維度的關注。兩宋時期，蘇轍、朱熹等學者加注《詩集傳》、《詩序辨說》，形成了長期與尊序派對峙的廢序之聲，并分別從“情”、“理”等角度為《詩》添注。因而兩千多年來，有關《關雎》釋義的說法可謂眾說紛紜。而詩中的“窈窕淑女”的形象，也因被歷代學者延引為理想女性的典型而盛傳于世，千年不衰。

　　本文就將從先秦、漢、宋的典型注本出發，結合歷代審美標準，對《關雎》中“淑女”這一對象的內涵及其形象作簡要分析。

　　一、“淑女”形象的內涵所指

　　古人對《關雎》“窈窕淑女”的理解大致分為兩種，一是以后妃為代表的賢德女子;二是指賢人。在封建詩教的背景下，《關雎》一詩的教化作用一直盛于其抒情作用。及至近現代，視其為純粹表達男女戀慕的情愛詩的說法方才逐漸興起。

　　(一)后妃說

　　先秦《毛詩序》最早記載：“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始指稱《關雎》中的“窈窕淑女”為可以“風天下”的后妃。而此種說法也在后世漢唐學者間得到了最多附會，成為學界認可的主流說法。

　　與近現代學者從“詩本義”的角度，偏重理解《關雎》中的抒情價值不同，《詩序》主要采用陳詩義、用詩義與賦詩義等手法對《詩經》進行理解，解讀的視角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自春秋時期起，孔子即賦予《關雎》一篇以極高評價，認為其在詩歌與音樂方面都建樹斐然。《韓詩外傳》卷五中記載，子夏曾詢問夫子，《關雎》何以為《國風》之首，夫子回答，蓋因《關雎》之道為“天地之基”，“王道之源”，《六經之策》悉皆“取之乎《關雎》”，可見《關雎》“正人倫而立綱常”的教化作用。而西漢時期，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即將孔子命定的官學五經――《詩》、《書》、《禮》、《易》、《春秋》奉為教化正典，《詩經》舉足輕重的經學地位得以穩固建立。詩學禮教，講求“以禮節情”，以道德為主要命題，故爾《關雎》不是單純的愛情詩歌、而是美貴族婚姻的教化范本的解讀基調得以確立和流傳。

　　而詩學發展至宋代，依據先前《詩大序》的猜測①，學者們又對“淑女”所指稱的后妃形象進行了具體對應的闡釋，認為這位德儀天下的賢妃即為周文王之妃大姒。歐陽修稱謂此詩曰，“述文王大姒為好匹如雎鳩雄雌之和諧爾”;而朱熹亦在《詩集傳》中進一步明確，《周南.關雎》“女者……蓋指文王之妃大姒為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將“淑女”形象進一步具體化。這與毛詩序《二南后妃夫人說》中認為《關雎》只是贊頌“周家世有婦德，而非專美大姒”②的論點是截然不同的。

　　(二)賢人說

　　求賢說并不是《關雎》解讀中的主要說法，但卻是歷代注本中都有所體現的、不可缺少的一種聲音。《韓詩》中將“君子好逑”直接記載為“君子好仇”，而學界以聞一多先生為代表的研究者認為，這與《周南.兔置》中：“肅肅兔置，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中的“好仇”是同一個詞。而《兔置》中的“好仇”意為“腹心”，是指公侯的知交心腹，在職能上與武夫相對，因此“好仇”所實際指代的對象是公侯身邊的文臣或是賢人。而上博簡《詩論》、長沙馬王堆出土的戰國時期抄本《老子甲本卷后古佚書》種皆有重要批注，稱《詩經》是“(以)色俞(喻)于(禮)”，認為詩歌中思色即是思禮，“淑女”之為女色，實際是指代賢臣，這種手法與楚辭中以“香草美人”隱喻名士大夫的用法是同理的。因此《關雎》一篇并非愛情詩，實際為君王求賢詩，而“淑女”則是令君王夢寐以求的治世賢人。

　　《禮記.曾子問》中記載，“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肆親也”，即婚姻嫁娶舉行儀式時，現場是禁止奏樂的，這與一些學人認為《關雎》中的“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是指君王求愛于有賢德品行的淑女，先以琴瑟向其示好，再以鐘鼓明媒正娶的猜想相悖。再者，“鐘鼓”之樂在古時是“大樂”，并不用于婚喪嫁娶之事，而只有宴賓、祭祀等重要場合才會出現。參見《周禮.樂禮》“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鐘鼓”，而這種說法也與君王禮敬賢人的解釋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