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的源頭是歌謠。上古時候，沒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謠，沒有寫的詩。一個人高興的時候或悲哀的時候，常愿意將自己的心情訴說出來，給別人或自己聽。日常的言語不夠勁兒，便用歌唱；一唱三嘆的嗎別人回腸蕩氣。唱嘆再不夠的話，便手也舞起來了，腳也蹈起來了，反正要將勁兒使到了家。碰到節(jié)日，大家聚在一起酬神作樂 ，唱歌的機會更多。或一唱眾和，或彼此哀勝。傳說葛天氏的樂 八章，三個人唱，拿著牛尾，踏著腳，似乎就是描寫這種光景的。歌謠越唱越多，雖沒有書，卻存在個的的記憶里。有了現(xiàn)在的歌兒，就可惜他人酒懷，澆自己塊壘；隨時揀一支合式的唱唱，也足可消愁解悶。若沒有完全合式的，盡可刪一些、改一些，到稱意為止。流行的歌謠中往往不同的詞句并行不悖，就是為此。可也有經(jīng)過眾人修飾，成為定本的。歌謠真可說是一人的機鋒，多人的知慧了。
歌謠可分為徒歌和樂歌。徒歌是隨口唱，樂 歌是隨著昏器唱。徒歌也有節(jié)奏，手舞腳蹈便是助節(jié)奏的；可是樂歌的節(jié)奏更規(guī)律化些。樂器在中國似乎早就有了，《禮記》里說的士鼓士槌兒、蘆管兒，也許是我們樂器的老祖宗。到了《詩經(jīng)》時代，有了琴瑟鐘鼓，已是洋洋大觀了。歌謠的節(jié)奏，最主要的靠重疊或叫復(fù)沓；本來歌謠以表情為主，只要翻來覆去將情表到了家就成，用不著費話。重疊可以說原是歌謠的生命，藝奏也便建立在這上頭。字數(shù)的均齊，韻腳的調(diào)協(xié)，似乎是后來發(fā)展出來的。有了這些，重疊才在詩歌里失去了主要的地位。
有了文字以后，才有人將那些歌謠記錄下來，便是最初的寫的詩了。但記錄的人似乎并不是因為欣賞的緣故，更不是因為研究的緣故。他們大概是些樂工，樂 工的職務(wù)是奏樂和唱歌；唱歌得有詞兒，一面是口頭傳授，一面也就有了唱本兒。歌謠但是這么寫下來的。我們知道春秋時的樂工就和后世闊人家的戲班子一樣，老板叫作太師。那時各國都養(yǎng)著一班樂工，各國使臣來往，宴會時都得奏樂 唱歌。太師們不但得搜集本國樂歌，還得搜集別國樂 歌。不但搜集樂詞，還得搜集樂譜。那時的社會有貴族與平民兩級。太師們是伺候貴族的，所搜集的歌兒自然得合貴族們的口味；平民的作品是不會入選的。他們搜得的歌謠，有些是樂 歌，有些是徒歌。徒歌得合樂才好用。合樂的時候，往往得增加重疊的字句或章節(jié)，便不能保存歌詞的原來樣子。除了這種搜集的歌謠以外，太師們所保存的還有貴族們?yōu)榱颂胤N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獵等等作的詩。這些可以說是典禮的詩。又有諷諫、頌美等等的獻詩；獻詩是臣下作了獻給君上，準備讓樂工唱給君上聽的，可以說是政治的詩。太師們保存下這些唱本兒，帶著樂譜；唱詞兒共有三百多篇，當時通稱作詩三百。到了戰(zhàn)國時代，貴族漸漸衰落，平民漸漸抬頭，新樂代替了古樂，職業(yè)的樂工紛紛散步。樂譜就此亡失，但是還有三百來篇唱詞兒流傳下來，便是后來的《詩經(jīng)》了。
詩言志是一句古話；詩這個字就是言、志兩個字合成的。但古代所謂言志和現(xiàn)在所謂抒情并不一樣；那志是關(guān)聯(lián)著政治或教化的`。春秋時通行賦詩。在外交的宴會里，各國使臣往往得點一篇詩或幾篇詩叫樂工唱。這很像現(xiàn)在的請客點戲，不同處是所點的詩句的必加上政治的意味。這可以表示這國對那國或這人對那人的愿意、感謝、責(zé)難等等，都從詩篇里斷章取義。斷章取義是不管上下文的意義，只將一章中一兩句拉出來。就當前的環(huán)境，作政治的暗示。如《左傳》襄公二十七年，鄭伯宴晉使趙孟于垂隴，趙孟請大家賦詩，他想看看大家的志。子太叔賦的是《野有蔓草》。原詩首章云：野有蔓草，零露{氵專}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愿兮。子太叔只取末兩句，借以表示鄭國歡迎趙孟的意思；上文他就不管。全詩原是男女私情之作，他更不管了。更是怎樣辦正是詩言志；在那回宴會里，趙孟就和子太叔說了詩以言志這句話。
到了孔子時代，賦詩的事已經(jīng)不行了，孔子卻采取了斷章取義的辦法，用詩來討論做學(xué)問做人的道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本來說是治玉，將玉比執(zhí)行。他卻用來教訓(xùn)學(xué)生做學(xué)問的工夫。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本來說是是美人，所謂天生麗質(zhì)。他卻拉出末句來比方作畫，說先有白底子，才會有畫，是一步步進展的；作畫還是比方，他說的是文化，人先是樸野的，后地沒才進展了文化文化必須修養(yǎng)而得，并不是與生俱來的。他如此解詩，所以說思無邪一句話可以包括詩三百的道理；又說詩可以鼓舞人，聯(lián)合人，增加閱歷，發(fā)泄牢騷，事父事君的道理都在里面。孔子以后，詩三百成為儒家的六經(jīng)之一，《莊子》和《荀子》里都說到詩言志，那個志便指教化而言。
但春秋時列國的賦詩只是用詩，并非解詩；那時詩的主要作用還在樂歌，因樂歌而加以借用，不過是一種方便罷了。至于詩篇本來的意義，那時原很明白，用不著討論。到了孔子時代，詩已經(jīng)不常歌唱了，詩篇本來的意義，經(jīng)過了多年的借用，也漸漸含糊了。他就按著借用的辦法，根據(jù)他教授學(xué)生的需要，斷章取義的來解釋這些詩篇。后來解釋《詩經(jīng)》的儒生都根著他的腳步走。最有權(quán)威的毛氏《詩傳》和鄭玄《詩箋》差不多全是斷章取義，甚至斷句斷義斷句取義是在一句，兩句里拉出的一個兩個字來發(fā)揮，比起斷章取義，真是變本加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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