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的大眾與小眾分析

　　詩是大眾化還是小眾的，從新詩誕生起，就一直在爭論中。其中，爭論的一個焦點是平民化還是貴族化。

　　新詩剛出世就顯露了它的平民化傾向。陳獨秀《文學革命論》的核心，就是推倒貴族文學，建立國民文學。周作人等也提出“平民的詩”。其后，新詩的平民化運動一浪接著一浪。康白情“貴族的詩”的說法，雖得到朱自清等人的支持，在新詩史上幾經沉浮。朱后來發表《新詩的進步》，則倡導“并存”。兩種傾向可以說一直持續到上個世紀90年代初的“民間寫作”和“知識分子寫作”。

　　不僅對詩壇，就是對同一位詩人來說，大眾化傾向和小眾化傾向也常常是“并存”的。李白有《靜夜思》，也有《蜀道難》；老杜有三吏三別，也有《北征》。推出大眾化的《死水》的聞一多，也出版過小眾化的《紅燭》；寫過小眾化的《雨巷》的戴望舒，也寫過大眾化的《元日祝福》。朦朧詩似乎是小眾的，但是諸如“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之類的名句卻得到廣泛流傳。當然，一位詩人總有他的主要審美傾向。李金發基本是小眾化詩人，田間基本是大眾化詩人。在一些詩人那里，主要審美傾向還會發生變化，殷夫、穆木天、艾青、何其芳等都是由小眾化轉向大眾化的詩人。

　　從一個角度說，不管你承認不承認，詩終究是一種社會現象。因此大眾化和小眾化傾向還與詩的外在環境密切相關。當生存關懷成為詩的基本關懷的時候，例如發生戰爭、革命、災難的年代，大眾化的詩就會多一些。當生命關懷成為詩的基本關懷的時候，例如和平、和諧、安定的年代，小眾化的詩就會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