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著述《三字經》這一開啟兒童認知自然與社會，導引兒童道德倫理與品行，教授兒童“經世致用”之才知的蒙學教材，被譽為“袖里《通鑒綱目》”、“蒙學之冠”。

　　中國古代的蒙學教育，是古代教育的基礎性教育，是不斷創新、發展和傳承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嬰幼兒施以不同的教育模式。婦女懷孕后到出生，對胎兒的孕育過程謂之“胎教”，嬰兒出生到七八歲左右的謂之“幼教”，七八九歲進入學堂或私塾念書謂之“蒙教”。簡而言之，一如近現代的學前教育和初級小學階段的教育。蒙教通過幼教、蒙教對兒童進行早期教育，開啟兒童認知自然與社會的智能，引導兒童道德品性與規禮習行，教授兒童“經世致用”之才能。正是在古代幼兒教育、蒙學教育理念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代中國人，才成為中華文明薪火相傳的火種。在中國古代蒙學教育諸多蒙學書籍和文獻中，惟《三字經》流傳最廣，影響最大，被尊奉為“袖里《通鑒綱目》”、“蒙學之冠”。

　　一、《三字經》在蒙學教育中的地位和社會影響

　　何為蒙學?蒙，取自《易・蒙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義。注云：“童蒙之來求我，欲決所惑也。”童蒙，即初入學的兒童。蒙學，《辭海》的解釋是：“中國封建時代對兒童進行啟蒙教育的學校。教育內容主要是識字、寫字和封建道德教育。教材一般為《蒙求》、《千字文》、《三字經》、《百家姓》、《四書》等。沒有固定年限。采用個別教學，注重背誦，練習。”由此可見，古代的蒙學近似于當代的學前教育和初級小學教育。

　　中國古代的蒙學教育，上起周秦，下迄民國，用于蒙學教育的書籍或文獻隨著社會歷史的遞進而增益。據張志公編的《蒙學書目稿》統計有580種之多。徐梓的《中國傳統蒙學書目》在此基礎上作了增補，達到1300余種。蒙學教育的書籍雖然門類繁多，但基本義理都是為啟智、認知、修心、養性、立德、規行等必須遵循的教范。

　　在諸多的蒙學書籍文獻中，有一本書流傳最廣，影響最大，這就是《三字經》。

　　《三字經》從問世起，就以其難以比擬的魅力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可謂家喻戶曉，膾炙人口。那么，《三字經》是出自何人之手呢?明代黃佐的《廣州人物傳・十》、明末諸生屈大均的《廣東新語・十一》、清代惲敬的《大云山房記・二》都記述為是宋代末年區適子撰著，依據出自屈大均的《廣東新語》中有“童蒙所誦《三字經》，乃宋末區適子所作。適子，順德登州人，字正叔，入元抗節不仕”之語。更有人迎合此說補證為“南宋末年區適子所撰，黎貞增廣”;清代邵晉涵詩在其《讀得貞黎三字訓・自注》中斷定為：“《三字經》，南海黎貞撰。”清代夏之翰在其《小學紺珠・序》中提出了：“迨年十七，始知其《三字經》作者自先生(王應麟)，因取文熟復焉，而嘆其要而該也”，認定為《三字經》是南宋學者王應麟(字伯厚，號深寧居士〈1223～1296〉)撰著;清代賀興思《三字經・注解備要・敘》中也說：“宋儒王伯厚先生《三字經》一出，海內外子弟之發蒙者，咸恭若球刀，”明確認定《三字經》是王應麟所撰。經當代學者研究，清人夏之翰、賀興思的論斷是可確信的。《三字經》問世后，雖屢有人因應世事變化做了諸多適變增刪，依佘人之見，這些增刪本非但無有多少增益，反而留下了明顯的斧砍雕鑿的痕跡，對《三字經》時代特征及其思想蘊含有所損毀。

　　在《三字經》出現之前，傳統蒙學讀物的句式主要是四言句式。《三字經》以三言句式這一新的面貌出現，從形式上對傳統讀物進行了創辟性革新，而且這種革新符合兒童閱讀習慣。明人趙南星說：《三字經》“句短而易讀……殊便于開蒙”。明人呂坤在《社學要略》中說：《三字經》“淹貫三才，出入經史”。“初入社學，八歲以下者，先讀《三字經》以習見聞，《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義理。”清人王相稱《三字經》是“蒙求之津逮，大學之濫觴”;在《三字經注解備要・敘》中認為它是“一部袖里《通鑒綱目》”。近代章太炎稱贊《三字經》：“其書先舉方名事類，次及經史諸子，所以啟導蒙稚者略備。”“天人性命之微，地理山水之奇，歷代帝王之統緒，諸子百家著作之原由”。是一部學習中國古代文化內容豐富的啟蒙讀物，在中國古代蒙學教育中影響最大、最具代表性，堪稱“蒙學之冠”。

　　《三字經》不僅對本民族、本土文化影響巨大，而且很早就在少數民族中傳播。清代出現了陳格敬翻譯的《滿漢三字經》、崧巖富俊翻譯的《蒙漢三字經》等，由此可知《三字經》在清代已為兄弟民族所接受;清雍正五年(1727)訂立《恰克圖界約》后，沙皇政府派來中國的學藝者就是以《三字經》為識字課本的。后來又被翻譯成俄文，跨國界走出國門。道光九年(1829)俄國又在圣彼得堡出版了《漢俄對照三字經》，在俄國知識界和公眾中廣為誦讀使用，被喻為“十九世紀的百科全書”;道光十五年(1835)，由美國傳教士出版的英文譯本，被視為風靡世界的華夏八大古籍之一;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新英譯本《三字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兒童道德教育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