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經》中一些句子是從古代儒家經典中演化而來的，較好地表達出中國古代傳統教育思想的精華。

　　傳統中國最著名的蒙學教材是“三百千千”(《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千家詩》選的是唐宋人五七言絕句，其余幾種也是用韻文寫的，實際上是押韻的詩歌。以“三百千千”為代表的傳統蒙書，在文體上呈現出兩大特征：一是押韻，二是節奏明顯。這些書，小朋友們念起來朗朗上口，不覺得枯燥。念著念著，也就記住了書中的內容。傳統私塾又流行用一種近乎歌唱的調子來念這些書，普遍用拖腔，抑揚頓挫，尤能突出“美聽”效果。這種念書方法，今人稱之為“吟誦”。此即傳統中國之“詩教”、之“樂教”、之“視唱練耳”。

　　余生也晚，沒有趕上傳統私塾年代。但我兒童生活的記憶，有不少是關于這方面的。先祖父科鳳公是1920年生人，他的外祖是我家鄉皖西南清末民初著名的私塾先生。科鳳公僅隨外祖讀過一年私塾，但卻是那個年代村里唯一的文化人。村里逢年過節、婚喪嫁娶，所有的文字，都出自他手。上世紀80年代，我讀小學。每逢祖父寫春聯，我總是在邊上看。祖父一邊寫，一邊念給我聽。祖父念對聯的調子，和我在學校里學的普通話讀書全然不同：有的字音拖得特別長，有的字音又念得很短促;而且是方言腔。我雖不明就里，但覺得很好聽。祖父見我聽得入神，每每也教我念幾句“趙錢孫李”、“天地玄黃”。祖父過世之后，我再沒聽過有人這樣念書;直到上個世紀末，在北大遇到先師莎齋夫子(吳小如先生)。莎齋夫子比科鳳公小兩歲，是著名文史專家。我常去莎齋夫子家里聽他講書，所講多是詩文。第一回聽莎齋夫子念詩，嚇我一跳——怎么和我祖父念的這么像呢!也是有的字音長、有的字音短，而且節奏分明，帶拖腔。我知道莎齋夫子祖籍皖南，一開始以為是地方特色。陪侍久了，才從莎齋夫子那里知道這是“依字行腔，平長仄短”的傳統誦讀法，是由傳統詩文的文體特征和聲韻規律決定的。直到這時候，我才明白先祖父是用傳統吟誦調念對聯;他從外祖念一年私塾，是用“吟誦”法念“三百千千”。明白之后，我不由得對傳統私塾吟誦教學佩服得五體投地。單就培養傳統詩文修養來說，一兩年私塾的讀書效果，明顯好過于現在的十年中小學語文教育。祖父的經歷，也讓我意識到童蒙誦讀是何等的重要：一個人的傳統文化修養，往往取決于少年時代有沒有誦讀過經典。

　　南北朝時期的大學者顏之推在《顏氏家訓·勉學》中這樣敘述親身經歷：“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廢置，便至荒蕪矣。”七歲時候背誦的長文，終身不忘;二十歲以后讀的書，基本不記得。顏之推一面慨嘆“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一面解釋其原因是“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后，思慮散逸。” 顏之推語重心長地勸慰世人“固須早教，勿失機也”，實際上是勸人要及早誦讀經典。

　　傳統蒙學重視誦讀，是在最恰當的年紀，用最有效的方法，教青少年學文化。對于今天的國學及語文教育，頗有借鑒意義。有鑒于此，雒誦堂師法先賢，推出青少年國學系列課程，蒙學階段即以“三百千千”為主而略有損益。以數年教學實踐為基礎，我們今天特向全社會推出《雒誦堂國學誦讀本》系列叢書，第一輯包括《弟子規》《三字經》《千字文》《千家詩》《五字鑒》《聲律啟蒙》《幼學瓊林》等七種。

　　蒙學讀物在明清時期雖盛極一時，但卻也善本難求，尤以《千家詩》《聲律啟蒙》為甚。雒誦堂多年來致力于蒙學版本收藏，但本人經眼的清刻本多存在諸種問題。故此，《雒誦堂國學誦讀本》第一輯，文字底本考訂，以擇善而從為原則，并盡可能吸收學術界最新研究成果。

　　《雒誦堂國學誦讀本》第一輯預設的讀者對象是少年兒童，故編輯體例為大字注音本。注音采用通行的漢語拼音方案。拼音以普通話為主，但考慮到傳統蒙書的文體特征，對于嚴重影響葉韻和格律的關鍵字，則采用舊讀和文讀音，以確保韻文尤其是格律詩的“美聽”效果。本套叢書，用右下加黑點的形式對全部入聲字進行標注，用“黑體拼音”的形式對舊讀和文讀音加以標記;對于文本中的通假字和古今字，也用不同字體做了區分。標注入聲字和古今異讀，是本套叢書的最大特點。故此，本套叢書不僅適合誦讀，還對系統了解傳統詩文的格律常識頗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