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90多歲的女特工、二戰期間功勛卓越的鉑爾在回憶往事時曾提到，在接受訓練時得到的指示是：一旦被俘，要保持48小時的沉默，以便同伙有時間逃脫。

　　心有所動。48小時的沉默，給人性以回旋空間。

　　若讓有血有肉的身體忍受長時間的痛苦折磨，我個人認為，未必合人性。我想，正因為大多數人都做不到，故而那些為了理想而忍受極端苦痛的人，被我們視為英雄。

　　如哥白尼，因提出“日心說”推翻“地心說”，教會對他施以酷刑，他的身體被拉長，但只要有一口氣，他就依然不屈；如古羅馬那個堅持自己學術見解的女數學家，身體被反對者用海貝一片片切割，連續數天，方才氣絕；如趙一曼，被殘忍的日本人折磨得半身炭化、指甲全無、白骨可見，也決不低頭……

　　寫下這些，我已不忍。那些親身經歷的人，是如何挨過極端難熬的每一分、每一時、每一天的？從很小的時候起，我就反復問自己一個問題：如果遇到“敵方”酷刑，能持否？也許很多人都并不太怕丟掉性命，但非常畏懼長時間、超越常規的劇痛。

　　所以，看到鉑爾說到“48小時的沉默”，我終于釋然。原來，有一種動搖，是可以得到諒解的，只要你在規定的時間里堅守了立場與原則，就可以了。酷刑和痛楚，擔心和懼怕，均有一個能夠期盼的期限，有可以張望得到的彼岸。

　　但這不合我們中國人的思維習慣。熱衷說“中庸”的我們，在大小爭斗中，往往只看到“敵我兩方”的對立存在，不寬容中間地帶，不寬容人性的極限。所以，在得勢者嚴厲的目光里，敵人總是很多。而那些被打入另冊的“叛徒”，基本上再無翻身余地。即使不能將其消滅，得勝者也要在思想上、文字上將其處以極刑。這在清代尤甚。

　　什么時候，我們能夠推己及人，在矛盾、困惑、對立面前，除了做簡單的是非判斷，還稍帶考慮“48小時的沉默”？在寬容他人的同時，其實也是善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