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手里,常年離不開一個普通的提包:黑色人造革的面料,上面有白色的北京兩個字,兩只彎彎的提手,這就是七十年代最流行的款式的公文包。
在單位,這個公文包里裝過最多的,上級隨時發布的紅頭文件,有時也可能是哪個先進生產者的入黨申請書,有時也可能是哪個符合條件的知青返城手續。在我們眼里,那里面是神圣不可碰觸的禁地。每當父親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它高高地掛在墻壁燈的旁邊,七八歲的我,那是不可能夠到的,等到父親上班,最后一件事一定是提著它離開。嚴肅的父親不茍言笑,有時候,我真想代替它,自己可以親自陪伴父親去開會:那是可以坐火車的,還可以進入人民大會堂,見到偉大領袖毛主席。
在那個吃什么都需要票證的年代,物資的匱乏到了極點,不要說零食。就是吃到一顆糖果,那也是得等到春節,富裕人家才會給孩子們買幾顆光腚糖,吃個新鮮。別意外,我沒有打錯字,就是叫光腚糖,因為那橘子瓣糖,西瓜糖都是沒有糖紙的,光溜溜地躺在柜臺的盤子里,任憑你流出多少口水,不到春節,母親是絕對不會買的。
這次去北京開會,父親走了半個多月,看不見那熟悉的公文包,心里真有些想念。無聊的時候,就坐在門檻上,眼巴巴地望著父親下班歸來的方向。就連最喜歡逗我的張伯伯從身邊走過,笑話我是個饞貓,我都沒有心情跟他斗嘴。
突然,熟悉的藍色中山裝從街角轉過,我飛奔起來,嘴里喊著:“爸爸,爸爸,你可回來了。”
爸爸也難得地笑了:“哦,紅霞,這么想爸爸啊。”說著把手里的公文包遞給我,伸手抱起了我身邊的弟弟。哎呀忘記介紹了,我有個小我三歲的跟屁蟲弟弟,走到哪里跟到哪里。是不是被爸爸抱,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公文包在我手里,盡管不敢打開,但是拎著沉甸甸的公文包,心里還是很自豪的:這可是進過人民大會堂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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