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手里，常年離不開一個普通的提包：黑色人造革的面料，上面有白色的北京兩個字，兩只彎彎的提手，這就是七十年代最流行的款式的公文包。

　　在單位，這個公文包里裝過最多的，上級隨時發布的紅頭文件，有時也可能是哪個先進生產者的入黨申請書，有時也可能是哪個符合條件的知青返城手續。在我們眼里，那里面是神圣不可碰觸的禁地。每當父親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它高高地掛在墻壁燈的旁邊，七八歲的我，那是不可能夠到的，等到父親上班，最后一件事一定是提著它離開。嚴肅的父親不茍言笑，有時候，我真想代替它，自己可以親自陪伴父親去開會：那是可以坐火車的，還可以進入人民大會堂，見到偉大領袖毛主席。

　　在那個吃什么都需要票證的年代，物資的匱乏到了極點，不要說零食。就是吃到一顆糖果，那也是得等到春節，富裕人家才會給孩子們買幾顆光腚糖，吃個新鮮。別意外，我沒有打錯字，就是叫光腚糖，因為那橘子瓣糖，西瓜糖都是沒有糖紙的，光溜溜地躺在柜臺的盤子里，任憑你流出多少口水，不到春節，母親是絕對不會買的。

　　這次去北京開會，父親走了半個多月，看不見那熟悉的公文包，心里真有些想念。無聊的時候，就坐在門檻上，眼巴巴地望著父親下班歸來的方向。就連最喜歡逗我的張伯伯從身邊走過，笑話我是個饞貓，我都沒有心情跟他斗嘴。

　　突然，熟悉的藍色中山裝從街角轉過，我飛奔起來，嘴里喊著：“爸爸，爸爸，你可回來了。”

　　爸爸也難得地笑了：“哦，紅霞，這么想爸爸啊。”說著把手里的公文包遞給我，伸手抱起了我身邊的弟弟。哎呀忘記介紹了，我有個小我三歲的跟屁蟲弟弟，走到哪里跟到哪里。是不是被爸爸抱，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公文包在我手里，盡管不敢打開，但是拎著沉甸甸的公文包，心里還是很自豪的：這可是進過人民大會堂的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