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老北京的小胡同，北京海納博圖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攜新世界出版社于2014年11月再版發行，并由蕭乾夫人文潔若親自審定、親筆作序。

　　我是在北京的小胡同里出生并長大的。由于我那個從未見過面的爸爸在世時管開關東直門，所以東北城角就成了我的早年的世界。四十年代我在海外漂泊時，每當思鄉，我想的就是北京的那個角落。我認識世界就是從那里開始的。

　　還是位老姑姑告訴我說，我是在羊管(或羊倌)胡同出生的。七十年代從“五七”干校回北京，讀完美國黑人寫的那本《根》，我也去尋過一次根。大約三歲上我就搬走了，但印象中我們家好像是坐西朝東，門前有一排垂楊柳。當然，樣子全變了。九十年代一位攝影記者非要拍我念過中學的崇實(今北京二十一中)，順便把我拉到羊管胡同，在那牌子下面只拍了一張。

　　其實，我開始懂事是在褡褳坑。十歲上，我母親死在菊兒胡同。我曾在小說《落日》中描寫過她的死，又在《俘虜》中寫過菊兒胡同旁邊的大院——那是我的仲夏夜之夢。

　　母親去世后，我寄養在堂兄家里。當時我半工半讀：織地毯和送羊奶，短不了走街串巷。高中差半年畢業(1927年冬)，因學運被變相開除，遠走廣東潮汕。1929年雖然又回到北平上大學，但那時過的是校園生活了。我這輩子只有頭十七年是真正生活在北京的小胡同里。那以后，我就走南闖北了。可是不論我走到哪里，在夢境里，我的靈魂總在那幾條小胡同轉悠。

　　啊，胡同里從早到晚是一闋動人的交響樂。大清早就是一陣接一陣的叫賣聲。挑子兩頭是“芹菜辣青椒，韭菜黃瓜”，碧綠的葉子上還滴著水珠。過一會兒，賣“江米小棗年糕”的車子推過來了。然后是叮叮當當的“鋦盆鋦碗的”。最動人心弦的是街頭理發師手里那把鐵玩藝兒，嗞啦一聲就把空氣蕩出漾漾花紋。

　　北京的叫賣聲最富季節性。春天是“蛤蟆骨朵兒大甜螺螄”，夏天是蓮蓬和涼粉兒，秋天的炒栗子炒得香噴噴粘乎乎的，冬天“烤白薯真熱火”。

　　我最喜歡聽夜晚的叫賣聲。顧客對象大概都是燈下斗紙牌的少爺小姐。夜晚叫賣的特點是徐緩，拖尾，而且當中必有段間歇——有時還挺長。像“硬面——餑餑”，中間好像還有休止符。比較干脆的是賣熏魚的或者“算靈卦”的。最喜歡拉長，而且加顫音的是夜乞者：“行好的——老爺——太(哎)太——有那剩菜——剩飯 ——賞我點吃吧。”

　　另外是夜行人：有戲迷，也有醉鬼，尖聲唱著“一馬離了”或“蘇三離了洪洞縣”。這么唱也不知是為了滿足一下無處發揮的表演欲呢，還是走黑道發憷，在給自己壯膽。

　　那時我是個窮孩子，可窮孩子也有買得起的玩具。兩幾個錢就能買支轉個不停的小風車。去隆福寺買幾個模子，黃土和起泥，就刻起泥餑餑。春天，大院的天空就成了風箏的世界。闊孩子放沙雁，窮孩子也能有秫秸糊個屁股簾兒。反正也能飛起，襯著藍色的天空，大搖大擺。小心坎可樂了，好像自己也上了天。

　　夏天，我還常鉆到東直門的蘆葦塘里去捉蛤蟆，要么就在墳堆旁邊逮蛐蛐——還有油葫蘆。蛐蛐會咬架，油葫蘆個頭大，但不咬。它叫起來可優雅啦。當然，金鐘更好聽，卻難得能抓到一只。這些，我都是養在泥罐子里，每天給一兩顆毛豆，一點水就成了。

　　北京還有一種死胡同，有點像上海的弄堂。可是弄堂里見不到陽光。北京胡同里的平房，多么破，也不缺乏陽光。

　　胡同可以說是一種中古民用建筑。我在倫敦和慕尼黑的古城都見到過類似的胡同。倫敦英格蘭銀行旁邊就有一條窄窄的“針鼻巷”。很像北京的胡同。在美洲新大陸就見不到。他們舍得加固，可真舍不得拆。新加坡的城市現代化就搞猛了。四十年代我兩次過獅城，很有東方味道。八十年代再去，認不得了。幸而他們還保留了一條“牛車水”。我每次去新加坡，必去那里吃碗排骨茶。邊吃邊想著老北京的豆漿油炸果。

　　但愿北京能少拆幾條、多留幾條胡同。

　　一九九三年十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