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朝代瀕臨落敗時，能夠抵抗到最后的，常常是文人。雖然他們文弱得手無縛雞之力，但能以生命殉情、以生命殉國。在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城之前，朝廷里的人們早已收拾好金銀細軟落荒而逃了，但是有一個叫王懿榮的人沒有跑，他選擇了自殺，而他自殺的過程太慘烈，先是吞金未死，然后又喝毒藥，雖然撕肝裂膽，卻居然還活著。最后，他爬到了井邊投井而死了，死得義無反顧，就是這么一個人，保存了到后來被人解密的甲骨文——殷墟文化。再往前推進幾個朝代，南宋的文人大概是最有氣節的文人了，陸游、楊萬里、文天祥、岳飛、李清照、辛棄疾，他們詩文里的每一行字，都是吶喊與奮爭。辛棄疾在合上眼睛的最后一刻，還連著三遍高喊“殺敵！殺敵！殺敵！”

　　這都是氣節。

　　因為鐘愛。鐘愛他們的祖國，鐘愛他們的事業。他們可以清貧、可以受罪、可以忍辱負重，但就是不可以離棄自我的、自然的精神。

　　歷史再往前行進，就和另一個人不期而遇了，他是一位畫家，黃公望，他因《富春山居圖》而留名，黃公望嗜酒，他每天躺在一個靜謐的郊外，喝著酒，看著遠處的大山，這一躺、這一看就是大半日，乃至扔在身邊的空酒瓶堆成了一坨子。當《富春山居圖》終于問世時，他也把對國土的眷戀濃濃地涂在了不滅的時光里。還有個畫畫的人叫鄭板橋，留有一首詠竹詩：“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

　　氣節，不是從富有中長出來的，它和那些騎馬坐轎、高朋滿座、一聲令下如山倒之類的威風毫不相干，氣節，在精神的田園里栽種，也在精神的田園里收獲。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就是一種精神、一種境界。文人的氣節與他們所處的環境有關，物質環境的壓縮，回饋了他們精神環境的拓張。

　　精神是田野的風，鼓吹起他們氣節的飛揚，旌旗一樣。所謂的高風亮節，便是環境對于心境的考試。

　　文人大都清貧。清貧了，思想也就輕盈了，沒有了花天酒地、沒有了你爭我奪、沒有了妻妾成群，物欲的匱缺，為精神的增長騰出了空間。每天能做的事，就是想事兒。想入非非、苦思冥想，于是，文學就產生了，哲學就產生了，藝術就產生了。達芬奇《最后的晚餐》《蒙娜麗莎》，曹雪芹的《紅樓夢》，馬克思的'《資本論》，都應該是在思想的飛揚中問世的。有一點可以斷定，他們的幸運，沒有淹沒在物欲橫流中。

　　在開國大典之前，在河北省那個叫做西柏坡的山村，喜歡抽煙、習慣思考的毛澤東就曾對他的同志們告誡過：“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p>

　　朱自清是文人，他寧愿餓死而不吃美國面粉的故事，耳熟能詳。再往前推千年，還有伯夷和叔齊寧死不食周粟之美談，這都是氣節，沉淀多年后就風化成了文化。而最糟踐文化的，是物質之“文明”。金錢關、美女關，一般的英雄都是過不了的。電視劇《潛伏》里有個結巴子特務，在此抄錄他一警句：“現在兩根金條放在這兒，你告訴你哪一根是高尚的？哪一根是齷齪的？”“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世界上最難超脫的事情，就是走不出這個怪圈。

　　氣節是境界的旗幟。境界越是高遠，氣節的旗幟就越是飄揚的瀟灑。

　　謙謙君子竹有節。梅蘭竹菊，是氣節的榜樣，人需要向她們看齊。真正經典的事物，必是空前絕后的絕唱，沒有什么再可以超越，她們無需表白和詮釋，這恰恰是最好的表白和詮釋。唐詩有氣節，宋詞有氣節，或雍容華貴、或汪洋恣肆、或蕩氣回腸、或寧折不彎，她們不會和任何文字比肩，更不會向任何事物、向歷史和未來投降，她們的每一個字，都抬著高昂的頭。我們的結論是——文化，才是氣節的凝固和定格。佛陀是文化，釋迦牟尼是文化，老莊、孔孟是文化，她們彼此間不交易、不偽裝、不攀比、不爭斗、不模仿，永遠保持了自我的模樣。

　　男人孟軻，是操守氣節的榜樣，他的話擲地有聲：“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比缡牵@個世界就沒了背叛、沒了屈辱、沒了階級、沒了貴賤。

　　其實，人人都可以做偉丈夫的。只要擁有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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