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清明。羅漢嶺下憑吊秋白先生的人群如潮。仰望著青松翠柏中高高聳立的紀念碑，體會著先生那偉大而又凄美的人生，不由得思緒萬千。
我很難想象先生當年如何沖破家庭的束縛，全然不顧親人們的苦苦勸說，以弱蔻年華，抱著“不是為生乃是為死而走”和“總想為大家辟一條光明的路”的決心，而“自趨絕地”遠赴蘇俄，尋求解救國家和民眾于苦難之中的“火種”的。先生走上的是一條不歸路，生命的最后時光以及先生柔弱的身軀和一腔的熱血，還有那滿腹的.經綸與不朽的靈魂，卻永遠地留在了長汀這塊土地上。長汀有幸！
七十五年前，先生要走的時候，對死已無懼色，處之泰然。臨別這個世界，從先生的內心深處說出這么一句話：“人之公余為小快樂，夜間安眠為大快樂，辭世長眠為真快樂！”把死視為一種快樂，而且是真快樂，連死也給人一種超然之美，真乃千古第一書生。
刑前，先生本可選擇沉默或英雄壯舉，讓自己成為無可爭議的純粹的烈士。但是，先生沒有高喊“二十年后又是一條好漢！”等等，而是以文人的方式笑對死亡。先生手中的筆變成了一把鋒利無比的手術刀，重重的，毫不留情地劃向靈魂深處，坦坦蕩蕩地，留下了解剖自己，讓人感慨萬千的《多余的話》，把自己最渺小、最陰暗的一面，毫無顧忌地裸現出來。先生是坦然的，也是寂寞的。寂寞得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寫完絕筆詩，先生一襲黑色中式短褂，白色齊膝短褲，長筒黑襪，形同赴宴來到中山公園的一座小亭，安然的，談笑自若地享用著刑餐。爾后，手夾香煙，微笑著向圍觀百姓告別，一路唱著俄文國際歌，走到羅漢嶺下的一處坪地上，盤膝安坐后，點頭微笑著對行刑者說“此地甚好”。然后面朝槍口，安詳地看著子彈射向自己的胸膛。先生的死也顯得那么的儒雅，文縐縐的，是何等的從容和瀟灑，把文化人和者的形象完美地融在了一起。是年，先生三十六歲。
我的一位專門研究先生的作家朋友曾撰文說道：他和所有的英雄一樣，死得很勇敢。他從容慷慨走向刑場，可他卻不愿人們在他身后將他看作“烈士”；他溫和、敏感、誠實，是文質彬彬的一介柔弱書生，但他柱立中流，又是一位振臂一揮的勇士；他一生對著舊世界沖鋒陷陣，為殫精竭慮，最終自己反被革得丟魂落魄，自謂搞政治如犬耕田力不從心……他短暫的36個春秋，人格的魅力輝耀千古。
然而，先生啊，您卻沒有料到，或許您當時壓根沒去想，《多余的話》會為您日后惹來幾多是非，被誣為“叛徒”、“變節者”，被掘墓毀碑，殃及妻女。當時，您只想卸下面具，做回一個真實的自我，赤條條來，赤條條去。
當然，這早已過去，歷史已經給先生一個公正的定論，現在說來已是多余的話了。可以告慰先生的是，在羅漢嶺，您“真快樂”的地方，已為先生建起了一座嶄新的紀念館。開館那天，先生的愛女瞿獨伊女士也來了。她很激動，很高興。我有幸和她長談，談先生。
今天，我還特意去了趟汀州試院內的那個小庭院，那棵陪先生度過最后時日的百年老榴，雖然歷盡風雨，一樹滄桑，斜臥的軀干用一根水泥柱子頂著，但依舊枝繁葉茂，精神抖擻，笑傲蒼穹。這絕對是受到先生的感召。當時，身陷囹圄的先生依然談笑風生，寫詩篆刻，不改書生本色。面對眾多說客的利誘威逼，先生堅守著自己的信仰，“中國共產黨的勝利，就是國家前途的光明。”這棵您度化的石榴又怎能忘記，先生寫下的《獄中題照》——“如果人有靈魂的話，何必要這個軀殼！但是，如果沒有的話，這個軀殼又有什么用處？”
時間不早了，就以先生獄中那首《卜算子》詠榴詞作別吧。“寂寞此人間，且喜身無主。眼底云煙過盡時，正我逍遙處。”
安息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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