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起歐陽修《梅圣俞詩集序》中的話來，“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于窮人之辭也。”

　　我很憮然。

　　文學之夢始做于高中。那時正值文革之末，天下風雨飄搖，課桌上焉能擺著風雅之作。但因學農太多，自己和幾位年少的同學不堪重負，便逃學淘書看，競將《青春之歌》之類所謂“毒草”的東西，看了個八九不離十，可謂志同道合。既然如此，一不做二不休，幾個人拈草為香，歃血為盟，搞起創作來，立志成為文學家。只是那時風聲正緊，僅能悄悄地干活，打槍的不要。

　　說實話，那時對文學很崇拜，覺得世間萬物，一入文學，就會花枝招展、搖曳迷人、風情萬種、有滋有味起來，仿佛世間能入口的動物花草，一至烹飪大師手中，便成美味佳肴一般，不由你不饞涎欲滴。

　　我一直謔稱文學家為烹調社會生活、人性百態的大廚。細細想來，倒并不貼切，古時勸人讀書，說“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干鐘粟”，想想倒真是極大誘惑。但那還不過是圣賢之書，枯燥如經冬衰草，焉有滋味，無非是勸那些讀書人好好讀書，博取功名，便會錦衣玉食，豪宅深院，妻妾成群。文學作品就不同，一花一草，惟妙惟肖，一顰一笑，栩栩如生，讀《關睢》耳聞鳥唱情歌；覽《桃夭》目見淑女粉面；看《三國》，遙見英雄煮酒長江邊，橫槊賦詩；品《聊齋》，切盼紅狐幻著多情女，紅袖添香……能把世事風景寫到這等地步，哪個大廚有這種手筆。恐怕做得了滿漢全席的大師傅也只好望洋興嘆。你想，不論是烹炸蒸燴，能讓狐貍變成紅顏知己么？

　　高中時搞文學的那幾個伙計，不久便各奔東西了，理由不便明說。倒是自己，真有些被這風騷之精靈迷上了。于是，便不停地寫。后來，縣文化館恢復了文學小報，在上面發了一首詩，題目是《山路》，不長，十幾行，具體內容記不得了，但算作我發表的處女作。

　　以后寫了《廣寒宮》童話劇本，寄給《兒童文學》編輯部；寫了《情殤》電影文學劇本，敘述一位農村知識青年考上大學，拋棄結發妻子的事，寄給《電影文學》編輯部；寫了小說《一個女人和兩個男人的故事》，講述女知青鄉下結婚，后來又拋夫別子回城的悲劇，投到《奔流》編輯部。都回了音，讓改后再寄過去。終因敝帚自珍，不愿動自己的'文字，或許也因年輕，不知該如何改，于是拋在一邊，就未發表，現在連手稿也不知去向了。

　　我便知道自己不是寫作的料，但癡心不改。一九八六年秋，回到老家，正是傍晚。我去灌河，坐在岸邊西望，兩邊黃沙坦蕩，中間一線河水，紅日正懸在灌河的上方，沙和水上鋪滿了桔黃色，浮光躍金。這情景一下子勾起了我對往日生活的回憶，想起了那些和自己一齊光屁股長大的伙伴們，想起灌河灘上已因分田分地而被毀掉的連綿十幾里的蘆葦蕩，每到秋來，蘆花放歌，莽莽蒼蒼，紅日點燃，讓人激情澎湃。我一時淚水滂沱，沖動一起，便動筆寫了長篇小說《生命》，寫到自衛反擊戰，因背景問題卡了殼，便擱了筆，從此再沒續起，計有十幾萬字。

　　現在，我更知道自己不能成為文學家的原因了。2003年，席孝華先生出了文集《白色鳥》，在給他所寫的評論《在憂傷中思想》一文中，我寫道：人類在前進的道路上出現了許多問題，一些人開始站出來思考。這些人分為兩類，一類是哲學家，“另一類用形象的語言告訴人類怎樣運動左腳和右腳，怎樣邁動物質之腿和精神之腿，是委婉的、深情的，他們是文學家。但不管他們（包括哲學家和文學家）聲音的形式如何不同，本質上他們都是思想者。”

　　我不是思想者，所以不能為文學。“窮”與文學沒什么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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