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冬月的下午雨雪霏霏，著名詩人匡國泰一縷陽光似的溜進我書房，匆匆拍了幾張照片走了。他一星期以后回到長沙打來電話說，現在很少碰到有這么多藏書的詩人，那都是寶啊！可就在三年前，尚未離婚的我與前妻拌嘴，她指著書房異常憤怒地說我就知道買書，堆得像牛糞了！放下手機，我突然驚詫莫名，不知道是妻子不識寶，還是匡國泰不識牛糞？
春天就這樣來了，梨花的白和桃花的紅同時從她的肌膚上溢出。書房拍照的前一天，匡先生還去我的故鄉狠狠抓拍了一把春天。在沒有書籍也沒有牛糞的山梁上，他著實為突如其來的風景而興奮:“綿里藏針的痛，紫椋鳥的故鄉如同懷斯啊。”懷斯？又譯為安德魯·韋思，美國現代派寫實主義繪畫大師。我一時納悶，匡又指著我躺在茅草叢中閉目養神的留影說:“多像懷斯的名畫，不虛此行，我心安矣！”
看來故鄉這本書我沒有真正打開過，也許她注定只能被異鄉人打開，所以才有“熟悉的地方沒有風景”這樣的格言。“異鄉人！你的院門朝流亡敞開，櫻花細語時你卻雙肩緊閉。”這是我很年輕時寫下的詩句，如今想來，我自己的院門也一直朝流亡敞開，我壓根兒就沒有好好閱讀故鄉，而且與故鄉有關的記憶也只是源自于童年。或者說，故鄉與童年是一枚硬幣的兩面，無法分割。雖然硬幣上的花紋已經模糊不清，但有幾個關鍵詞卻是歷久彌新的，譬如“打野仗”、“跳房子”、“打波”以及“餓死鬼”等。從我開始懂事起，母親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憶苦思甜”，說我們村活活餓死了哪些人。她說一個餓死鬼的名字就掉一滴碩大的淚珠，特別是當她說到，如果不是她冒險趁月黑風高，從公家地里偷回一簍麥子的話，我大哥(當時兩歲左右)早也就成了餓死鬼時，更是嚎陶大哭。
“苦日子”過后很多年我才來到這個世界，可我一直在忍受苦難，并且是那些鮮為人知的苦難！為什么在別人快樂幸福的時候偏偏讓我承擔苦難呢？可能上帝一不小心就把我做為他種植“苦難”的試驗田了。看來他老人家沒有像尼采所說的已經死亡，而是神不知鬼不覺跟袁隆平一起躲在某處搞雜交水稻。那種莫可名狀的痛苦常常在我身上澎湃，浪打空城！我既不知道這痛苦是什么配方，也不知道它究竟源自哪里，但我隱約感到它可以撕心裂肺。當然，它本身也不愿意成為“痛苦”，它要新生:金蟬脫殼或蛹化為蝶……更為不幸的是我無法擺脫它，就像無法擺脫我體內的腎結石。
細想起來，我們兄妹四人就我一個人被文學給掐住了脖子，其原因肯定與這種與生俱來的痛感有關。我的童年異常困頓，物質與精神生活均極度貧乏，加之在父母面前“失寵”:離開故鄉前我從來沒有穿過新衣裳。過年時多想跟鄰家孩子一樣穿一件新衣裳啊，哪怕半新不舊也好，可穿到我身上的偏偏只是多加了幾塊補丁的“新衣”。并且連課本也都是舊的，因交不起學費只能從上一屆同學那里借。但我渴望讀書！記得讀初二時的某一天，父親交給我兩元錢去商店買鹽和醬油吧，我把剩下的兩毛錢自作主張買了本《古文觀止》（繁體字豎排本）興高采烈回到家時，出其不意中了個“大獎”:兩記漂亮的耳光。
……因此我十四歲去長沙讀書時就開始了文學創作。第一篇作品《海的夢·夢的海》由現《青年文學》主編唐朝暉發在長沙市文聯的《新創作》上。我之所以一直堅持寫詩，其動力主要是企圖擺脫“苦難”這種欲望的驅使:個體的和人類的。我愈來愈堅信，僅僅靠發展高科技是不會讓人幸福的，科技只能使人更方便；那么詩歌則可以讓人幸福嗎？就我個人的生命體驗而言，詩歌已使我獲得了相當程度的幸福，至少是痛并快樂著。
無獨有偶，無論如何我無法讓我的故鄉快樂起來。當光明農藥一樣殺死黑暗之蟲的時候，我就起床忙碌，然后黑暗又蝗蟲一樣鋪天蓋地而來，把光明啃盡。就這樣，很多年以來，我只能在凌晨抽出一點可憐的時間寫作可憐的詩歌。上世紀中葉故鄉的農民也是如此，他們只能趁早摸黑去自留地勞作一把:哪怕一年下來只能收獲幾斤骨瘦如柴的土豆。故鄉的'農民如今怎樣了？三舅上午來我家閑談時說，好是好蠻多了，但還有一件讓他揮之不去的痛心事，即現在的水稻得請醫師開處方，中西醫結合治療才能多收三五斗。為什么幾年下來，所有的蟲子都不怕農藥了呢？很難殺死它們。三舅一邊咂吧著旱煙，一邊訴苦。這個問題對久居城市的我來說是陌生和不關痛癢的，三舅對此卻極為憤恨。他說:“國家要想辦法消滅蟲子才算完全關心咱農民”。這話給了我當頭一擊，那么多三農專家研究來研究去，誰想到了從殺蟲子的角度來解決問題？送三舅出門的剎那間，我的思緒和情感又如受傷的小鳥飛回故鄉，雖然電視里此刻正播放鄭智化的《水手》，他深情地唱道:“這點痛算什么。”
這點痛已然彌漫在故鄉美麗的風景中。那么，我的故鄉難道真如匡國泰所言模仿懷斯，懷斯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曾吐露過真情:“我的畫憂郁沉重，完全是虛構的，它與童年的經歷有關，近乎超現實，近乎夢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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