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眼前那些峰巒起伏的大山，顯得卑微和低沉、甚至灰暗，仿佛橫在心底一道無法逾越的屏障。這和我的出身有關。我出生于一個叫做“下湖坑”的小山村。在本地被稱作為“坑”的地方，是相對于地勢更為平坦、交通更為便捷，視線更為遼闊的村落而言。我更愿意把自己叫做山里人，或是山村人，實在憎惡被稱作“坑里人”的感覺。但一切都無濟于事，我時常被人取笑為“坑狗仔”、“坑股佬”（形容在山里出生，沒見過世面）。這是我所不能容忍的，于是憤而反擊，我也罵對方為“呱佬仔”（當地山村人對山外人的一種蔑稱）。矛盾的沖突逐漸升級，甚至到了劍拔弩張的境地。當然，發生戰爭的概率很小，但那種對自尊的傷害卻在心里長了根，成為一道難以痊愈的疤痕。

　　我憎恨那些壓在心頭的連綿不絕的一座座大山，甚至整個假期都躲在外祖父家里，不肯回到生活在“坑”里的父母身邊。大山不懂得一個孩童的心事，依舊四季蔥蘢。山間各種喬木和植被交替生長，濃濃的綠如墨一般層層浸染，藤藤蔓蔓從半山腰垂下來，把唯一通往山外的泥石小徑罩成一條綠色隧道。路人在這片綠色世界里乍隱乍現，有如舞臺里的魔術《大變活人》，明明看著一個人過來，一眨眼不見了身影，冷不丁卻從另一端冒了出來。

　　那個年代，能借助一輛自行車的速度實現從群山深處突圍而出，是件幸福的事情。我很幸運，擁有一輛屬于自己的自行車，即便這是被父親淘汰下來的舊貨。我如一頭惴惴不安的小鹿，在泥濘的山間小路里猖狂奔突，鐵皮文具盒以及裝著咸蘿卜干的罐頭玻璃瓶在書包里左右晃蕩，叮當作響。一座山擋在我眼前，被繞過或是超越，緊接著又一座山出現在我前面，車輪越轉越快，當薄薄的咔嘰布襯衫緊緊貼在后背，臉上全是汗水的時候，濃厚的山影才終于被我艱難地甩到了身后。每走出大山，我都有一種抑制不住的快感，仿佛完成了一次勝利大逃亡。

　　事實上，我無時不在想著如何逃離這些可惡的山。在我憂心忡忡的那些年里，不知何時，一群身份異樣的山外人潛進了山村。這是一群被稱作“副業工”的壯漢，多數來自江浙一帶。這些人如一群遷徙的候鳥，每年春節過后，他們便拖著板車出現在村口，他們操著濃厚的江浙口音，穿著厚厚的青布衫，身上沾著刺鼻的木漿氣息，這是經年深山勞作留下的印記。這些人四散借宿在當地鄉民家里，他們體格健壯，性情爽直，用大鍋做菜，大瓷碗吃飯。清晨時分，“副業工”便朝那些幽深的大山進發，他們的工作在一座座大山里周而復始，每天開山修路，把一根根巨大的木頭從山澗險峰之中運出來，用大板車拉到村外。

　　有副業工的時間里，山村的氣氛空前熱鬧。村人在這些出賣體力的江浙人面前，盡顯主人的光耀，田地里的農活，大半由這些副業工來代勞。諸如插秧割稻子這類活計，對身強力壯的副業工來說，只是小菜一碟。非但如此，這些江浙人還有著天性的聰慧，他們把木頭運往山外，回來的時候，口袋里總少不了幾顆水果糖，或是其他的小零食。這些都是村里的小伙伴喜愛的。自家的孩子樂了，屋里的大人自然高興。于是，雖然看起來這些外來的副業工地位卑微，和村里人的關系卻是十分融洽。待到年終結算，房租通常是只字不提，甚至還要往這些副業工手里塞幾包花生或是番薯片，讓其捎回去過年。

　　時間進入九十年代，木訥的山村人絲毫沒有意識到山外正在發生著的變化。某年春節過后，村人依舊躺在屋外懶洋洋地曬太陽，村口卻再也沒有出現“副業工”熟悉的身影。山頭的大樟樹、大松樹，以及別的大樹，兀自站在那里，再沒人理會。更具戲劇性的是，幾年之后，當年以主人身份自居的村人，卻成了“候鳥”，春節剛過，便紛紛背著行囊奔赴南方，或是江浙一帶，變成了“打工族”。昔日遠赴他鄉出賣苦力的江浙人，一個個成了名副其實的老板，挎著腰包，開著小車，好不氣派。曾經收留過“副業工”的內地小山村，大多數人家只剩下老人、婦女和孩子在屋里，整個村子彌漫著一種落寞的憂傷。

　　少卻了人們的攀爬砍伐，那些山也安寧多了。被砍去的大樹傍邊，開始長出了小樹，不出幾年，山頭又郁郁蔥蔥起來。我依舊在盤算著自己的逃離計劃，并果斷地付諸于行動。我唯一能做的，是狠命學習，朝著“鯉魚躍龍門”的目標挺進。然而，在外打工漂泊歸來的村里人，卻開始對這些山產生興趣。小三哥最先發起行動，他用打工賺回的幾萬塊錢購買了一批杉樹苗，在自家后院的山上種上了杉樹。當時，看到小三哥用大把的現金換成一山的樹木，不少人覺得小三哥的舉止不可理喻。村里有和小三哥年齡相仿的年輕人，也開始留意到身邊這些沉默的山，他們時不時半夜溜進山里，在別人家的山里，或是林場的山上，砍幾棵大圓木出來，偷偷運到山外，換回幾包煙錢。這樣的生財方式，又刺激又快捷，令這幫年輕人興奮不已。木材的市場價格逐漸看漲，于是，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偷伐”的行列。一時間，這些昔日沒人理會的山，成了村人爭相光顧的樂園。

　　這些大山開始引人關注起來，人們對身后的大山產生了從未有過的濃厚興趣。在村人的口中，也不再是純粹的山，而是被稱作“山場”。山場的定義里，有歸屬和邊界的劃分。如此正統而專業的稱謂，意味著這些千百年來就存在的大山，在村人心中有了和責任田等同的分量。村人對自己的山場加強了看管的力度，偷伐行為變得艱難起來，不久，村里參與偷伐木材的頭號人物結巴子因人舉報被林業派出所逮捕了。事件在當地掀起了軒然大波，譬如四華子、阿才哥、毛古子等幾名慣犯，紛紛四散而逃。

　　沒有了偷伐者的侵襲，村里的那些山再一次安靜如初。有細心的人看到，自家的山場里成材的大樹似乎不多了，雖然看上去依舊綠意濃濃，走進山里，卻只剩下一些低矮的灌木，或是木質松軟經濟價值不高的樹種。此時，村人途徑小三哥那幾塊山場，發現小三哥家造的杉樹林已經一片茂盛，初具規模了。偷伐者盛行的前幾年，這些小杉樹苗尚未成林，自然躲過了被盜的劫數。正值杉林減伐的時間，小三哥請了伐木工在自家山場上忙碌，把間隔過密的杉木條清砍，幾天下來，路旁堆積的杉木條成了小山丘。一輛大卡車運了幾個來回，才把這些杉木運出村去，小三哥的爹就站在村口，從木材商的手中接過好幾疊人民幣。這一幕不經意被村里的李快嘴看到，第二天，全村盛傳，阿三哥山場里光減伐的'杉木，就賣了近十萬元。

　　這個消息如一枚重磅炸彈落在村里。人們議論紛紛，開始醞釀在自家的山場育林的計劃，大有開始一場植樹造林綠化山場革命的氣勢。某天午后，鄰村做木頭生意的剛子帶著幾個外地人開著小車來到了村里，這伙人直接走進了生產隊長家中。村人看到，隊長帶著幾個人走進了山道，沿途一路對著幾塊山場指指點點，似乎在商討什么重要事件。果然，次日上午，生產隊長召集村民開會，說是有外地老板有意買下村民山場的經營權，價格不菲，同意者一手簽協議，一手拿錢。不少村民盤算著，這些山場分到手里之后，多年來并未產生多少實在的經濟價值，加之幾個孩子上學手頭正需要錢。現價買賣的誘惑下，十多個村民當即就應允下來。當日下午，剛子就帶著那伙人來到村里，提著一個密碼箱，整整一箱的人民幣，簽過合約的村民，當即就從剛子手里接過幾沓嶄新的人民幣。隨后，又有幾個村民加入了買賣的隊伍。擺在密碼箱里成捆的人民幣，仿佛發出誘人的光澤，照得村人眼睛發亮。

　　隨著一紙合約，村里的那些大山，在一場無比簡陋的儀式中，便更換了主人。那些易主的山場依舊靜臥在村道的兩旁，沉默無語。昔日的主人甚至沒有給這些大山一個哪怕最簡單的告別儀式，他們專注的目光只停留在那一張張百元紙幣上，絲毫沒有留意到身后曾經屬于自己的山場，是否也有別離的憂傷。

　　多年后，我真的走出了大山，戶口從山村遷到了省城，又遷到如今居住的縣城。我成了名符其實的城里人。不知為何，對那些重重疊疊的大山的情結里，似乎不再有憎恨。回到山村，眼前那些綠茵茵的大山，也變得溫暖親切起來。人總是這樣，年少輕狂時總想逃離故鄉，掙脫之后才發現，一輩子舍棄不了的，也是故鄉。回到故里，聽到父親介紹，哪塊山場已經不是村里的，哪塊山場已經賣給了外地客商，心里不由悲涼起來。父親還說，村里的一個小水庫也被外地人承包了，還有鄰居結巴子和二狗子的責任田，也承租給別人開了水塘搞立體養殖，自己則帶著妻子常年在外打工。一路上聽著父親的介紹，我心情愈加沉重。久居城鎮的我，作為一個拿薪水的小公務員，經歷著這些年來經濟改革發展帶來的視覺快感以及深徹的身心疼痛。我懂得，對普通人來說，我們通常在別人快樂中經歷著自己的苦難。我眼看著這個被稱作故鄉的山村，即便隱匿在大山深處，也難逃厄運。在這樣一場實力懸殊的較量中，淳樸的村人力量是如此渺小，毫無招架之力。我為之傷感嘆息，卻無能為力。

　　返回途中，車子一路緩緩而行，窗外的大山，一座一座走進我的視線，又從視線里滑過。熟悉的大山逐漸遠離我的目光，我悵然若失，仿佛某些牽心扯肺的東西正要離我而去。我想要抓住它，但我知道這只是徒勞。車子拐過一道彎，山村的影子隨即在身后徹底消失了。回頭，再也不見了一排排大山的樣子，只有幾座山峰在云霧之中，若隱若現。一陣沉痛的哀傷襲來，那是和大山失散的悲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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