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泊桑這篇小說實際上敘述了可憐的瑪蒂爾德大半生的經歷，從她還是一個迷人的姑娘之時起，直到她老得連老朋友佛來思節夫人都認不出她來為止，《項鏈》課文分析教案。但作家著力描繪的只有兩小段時間，一是以那個倒霉的一月十八日(星期一)為中心的十天半月，一是十年后她與佛來思節夫人邂逅的那一天。這十來天作者精雕細刻，“給予正確的同時又是高度藝術的描繪” ，其他歲月全都一掠而過。
這是大藝術家的氣派，工筆也來得，寫意也來得。忽而用墨如潑，忽而惜墨如金，揮灑自如，從心所欲不逾矩；我們記得在齊白石的花卉草蟲小品中，往往花草是寫意，而小小的蟲鳥畫得特別細，身上毛絨絨的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寫小說的道理也是一樣。
路瓦栽夫人雖然活了多年，但決定她后半生命運的只有一月十八日那一天，而能解釋她命運的也只有一天，那就是十年后她與佛來思節夫人重逢的那一天。人生的關鍵時刻從來都是那么不多的幾天。敘事要做到詳略得當，節奏分明，敢于跳躍，勇于取舍，絕不僅僅是一個藝術手法問題，這首先要求作家對他筆下的人物有著深切的了解，胸有全局，然后“裁之以識”，如此方能“洞見巨細”，“巨詳細略”(唐彪《讀書作文譜》引毛稚黃語)。
如果說掌握詳略已經比較困難的話，那么保持全文的均衡則更不容易。這就要求在詳寫的部分有略筆，略寫的部分則也要有相當的細節，略處像歷史著作那樣完全是一筆帶過或安排大段的空白并不相宜。莫泊桑用簡筆寫新婚之初的路瓦栽夫人，盡管是大筆勾勒，但在提到她意不在肉湯而一味想人非非時，仍然有細膩的點染，讓讀者對她深入骨髓的富貴榮華夢先有一個深切的了解。如果是一般的作者，這里也許就簡到只用粗略的語言作一概述。后來作者寫到路瓦栽夫人在十年浩劫中過著清貧的生活，也是略中有詳，粗中有細——
碗碟鍋盆都得自己洗刷，她粉紅的指甲在油污的盆盆蓋蓋和鍋子底兒上磕磕碰碰磨壞頭發亂糟糟，裙子歪歪斜斜，兩手通紅，說話粗聲大氣，刷地板大沖大洗。不過有時候她丈夫還在辦公，她坐到窗前，就想起從前那次晚會，在舞會上她是多么美麗，真是出夠了風頭。
在概述之中仍然有這樣意味深長的細節，真所謂簡而不陋，與此相對的則是在詳寫的部分也有簡筆，例如一月十八日的晚會，作者并沒有去大寫會上的紅男綠女、交際應酬、旖旎風光，而只是著力描寫出夠了風頭的路瓦栽夫人如何被勝利沖昏了頭腦。
看來宏觀的詳略和微觀的詳略不妨有一定的交錯，形成富有張力的配合，這樣才會有縱深感，全文也才能保持戰略上的平衡。中國古典小說講究“有話則長，無話則短”，既然“無話”了為什么不是“無”而還要有“短”呢？恐怕也是要保持宏觀上的某種均衡吧。
一直要看到《項鏈》的結尾，讀者才和主人公路瓦栽夫人同時得知，幫助她大出風頭又讓她大倒其霉的那串鉆石項鏈原來是只值五百法郎的假冒偽劣品。本來讀者對路瓦栽夫人講究信用毫不推卸責任的英雄氣概和苦熬苦受忍辱負重的精神也許還有相當的尊重，至此觀點不免要忽然一變，覺得她其實也是活該，誰叫她那樣虛榮呢!
知道了那串鉆石項鏈原來是假的，前文中的許多情節都有了嶄新的豐富的意味。例如她去借項鏈吧，她東挑西揀，什么高級的'都沒有看好，偏偏選了一副假貨，這一定讓佛來思節夫人大跌眼鏡，于是她十分爽快地同意借出；后來聽說弄壞了—點正在修理(其實是丟了)，當然毫不著急；當路瓦栽夫人去還項鏈的時候，她滿臉不高興，說自己可能要用，看來不過是拿窮朋友開玩笑，事實上她連盒子也沒有打開。這才是貴夫人的架勢。路瓦栽夫人成天夢想過高雅奢華的生活，其實她對什么叫高雅奢華一竅不通。作品開頭處寫她的白日夢，那夢中的客廳、家具、壁毯、筵席，在路瓦栽夫人心目中已經是夠闊派的了，而其實徹頭徹尾地帶著小家子氣，與真正的高雅奢華毫不相干。
路瓦栽夫人的慧眼既然只能看得見假鉆石項鏈四射的光芒，既然她對幾百法郎與幾萬法郎的貨色都分不清楚，那么她在賠償項鏈時所表現出來的英雄氣概就由崇高一變而為滑稽，由可敬淪為可笑。她的生活悲劇就帶上了濃重的喜劇色彩。
相對于這樣一個神奇的結尾來說，前文幾乎都可以說是冷峻的伏筆，處處都有深長的意味，例如在路瓦栽夫人去還項鏈時，如果將事情和盤托出，問題本來可以很容易就得到解決，但女主人公的性格決定了她一定不肯在朋友面前丟這份面子，她寧可打落門牙往肚里咽。由此再追溯上去，路瓦栽夫人要避免悲劇的命運本來是不難的，她可以根本不去參加那次舞會(可是這樣的好機會斷乎不容放過!)，或者只帶一朵鮮花(那樣太寒酸了，還不如不去!)，或者好好地跳舞，從容地回家，那也就什么麻煩也沒有了；可惜她的丈夫太體貼她了，怕她著涼，送來家常衣裳，于是逼得她匆匆逃出，以便保持來之不易的大出風頭的光榮，誰知竟在這倉皇出逃的慌亂中弄丟了項鏈!性格就是命運。直到最后，在得知那項鏈原來是假的以后，她也許才如夢初醒——也許竟仍然不醒。作品就在這里結束，留給讀者一塊很大的重新思索的空間。
一般認為《項鏈》的深刻之處在于它對小資產階級虛榮心的批判，這當然是有道理的，不過虛榮心也不單是小資產階級婦女才有，而且小說的意義似乎也并不局限于此，它實際上揭示了某種人生的哲理。
魯迅先生在課堂上曾經介紹日本著名文藝理論家廚川白村對《項鏈》的分析：“將剎那的幻覺當做生命現象之真，以致墮入悲劇的境地，影響一生的命運，這富有哲理的暗示，使讀者讀后如夢初醒，遂使它成為不朽的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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