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庭堅認為秦觀詩只是盡情揮灑胸臆，專任自然，并未去刻意構想、苦心經營，這點頗類似李白詩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經亂離后天恩流夜郎憶舊游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其實，秦觀也并非不講究文辭的細密精致，只是不顯出過份人為的痕跡，而別以清暢流麗之態示人而已。他的“詩如詞”、“詩似小詞”(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二引《王直方詩話》)，若換用李清照《詞論》的話，是“秦即專主情致，而少故實”。縱觀淮海詞，則多為純情任心之制，“如花含苞，故不甚見其力量”、“正以平易近人，故用力者終不能到”(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是自我生平際遇的真實寫照;這些已超軼花間詞所建立的艷科娛人、以綺麗香軟為尚的傳統，旨在表意娛己，認同“言情志”的詩歌道路，作出程度不等的回歸了。所以，馮煦《蒿庵論詞》云：“少游以絕塵之才，早與勝流，不可一世;而一謫南荒，遽喪靈寶。故所為詞寄慨身世，閑雅有情思，酒邊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亂，情乎得《大雅》之遺。后主而后，一人而已。昔張天如論相如之賦，云：‘他人之賦，賦才也;長卿，賦心也。’予以少游之詞，亦云：他人之詞，詞才也;少游，詞心也。得之于內，不可以傳。雖子瞻之明雋、耆卿之幽秀，猶若有瞠乎后者，況其下邪。”又云：“淮海、小山，真古之傷心人也。其淡語皆有味，淺語皆在致，求之兩宋詞人，實罕其匹。”也許，正是在這種特定意義上，可以說秦觀詞與李白詩歌的主流藝術精神是一致相通的，故也不必過為計較他們二者在具體藝術風貌上凄婉綿邈和飄逸豪放的顯著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