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秦觀是北宋婉約派的代表人物，其作委婉含蓄、虛實結(jié)合，意境凄涼孤寂，情濃韻遠。情與愁貫穿于他的作品當中，在人生事業(yè)最低落的時候，卻是他創(chuàng)作最成熟的時期，秦觀詞的“傷心”融入很多社會性的內(nèi)容，表達了詞人身陷黨爭之禍、橫遭貶謫打擊的深沉復雜的感傷。雖然他的詞境界和局面不及柳永，格調(diào)氣魄不如蘇軾高，但他創(chuàng)造的許多形象，傳達出的真摯情感，卻是許多婉約派詞人所不如的。下面是小編收集他的詞的感傷風格分析信息，歡迎大家閱讀學習。

　　一、秦觀婉約感傷詞的創(chuàng)作歷程

　　秦觀(1049-1110)，早年字太虛，后改字少游，別號刊溝居士、淮海居士，揚州高郵人。著有《淮海集》等，人稱淮海先生，他少時聰穎，博覽群書，抱負遠大，縱游湖州、杭州、潤州各地，充分表露

　　出豪宕不羈的個性情懷。秦觀從少年時代起就關心國家大事，祈求建功立業(yè)，又不圖仕進，好游覽、飲酒、和縱情放歌。熙寧元年(1068)，他21歲，因目睹人民遭受水災的慘狀，創(chuàng)作了《浮山堰賦》，對百姓的苦難表示出深切的同情。為了抵御遼夏的侵擾，他曾研究兵法，寫出《郭子儀單騎見虜賦》，通過對英雄人物的歌頌，寄托了自己宏大的理想抱負。

　　熙寧十年，蘇軾自密州移知徐州，秦觀專程前往拜謁，寫詩道：“我獨不愿萬戶侯，惟愿一識蘇徐州。”(《別子瞻學士》)極傾倒之情。次年，他應蘇軾之請寫了一篇《黃樓賦》，蘇軾稱贊他“有屈、宋之才”。在此期間，秦觀與蘇軾同游戊烯、吳江、湖州、會稽各地，結(jié)下了終生友誼。在蘇軾的勸說下，秦觀開始發(fā)奮讀書，積極準備參加科考;可是命運不濟，兩度應考均名落孫山。蘇軾為之抱屈，并做詩寫信予以勸勉。元豐七年(1084)，蘇軾路經(jīng)江寧時，向王安石力薦秦觀的才學，后又致書曰：“愿公少借齒牙，使增重于世。” 王安石也贊許秦觀的詩歌“清新似鮑、謝”在兩位文壇前輩的鼓勵、稱許下，秦觀決心再度赴京應試，并于次年登第，結(jié)束了“奔走道途數(shù)千里，淹留場屋幾十年”(《登第后青詞》)的舉子生涯。考取進士后，秦觀初任定海主簿，轉(zhuǎn)蔡州教授。元祐七年，蘇軾自揚州召還，進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秦觀遷國史院編修，與黃庭堅、晁補之、張耒同時供職史館，人稱“蘇門四學士”。京城任職的數(shù)年里，秦觀得與師友時相過從，精神上相當愉快，但是由于家口較多，生活拮據(jù)，“日典春衣非為酒，家貧食粥已多時”(《春日偶題呈錢尚書》)，只得經(jīng)常依靠朋友的接濟。更令他感到進退維谷的，是新舊黨爭的漩渦中孤危的政治處境。

　　哲宗元祐年間，操持朝政的多為舊黨人士，但其內(nèi)部派別斗爭卻異常激烈。蜀黨領袖蘇軾及其“蘇門四學士”，均能夠出以公心，根據(jù)民生疾苦和國家利益，針對新、舊兩黨的主張給予客觀、公正的評價。秦觀先后向朝廷進策論30篇，其中《國論》、《治論》、《人材》、《法律》、《財用》、《邊防》等文，對當時的內(nèi)憂外患提出了各種具體的改革方略。在《治勢》篇中，他對王安石變法作了中肯的論析，認為新法是救國濟民的良策，只是執(zhí)法者矯枉過正，以致產(chǎn)生了一些流弊。他也不同意司馬光執(zhí)政盡廢新法，認為那也是因噎廢食之舉。這些觀點在黨同伐異的激烈政治形勢下，顯然是不合時宜的。而且由于秦觀與蘇軾關系密切，他更無法逃脫派別門戶之間的中傷和攻訐。“上有蒼鷹禍，下有黃犬厄”(《和裴仲謨放兔行》)，正說明他的內(nèi)心籠罩著變生不測的黨禍陰影，積郁著危機四伏的惶恐。

　　紹圣元年(1049)，新黨人士章棹、蔡京上臺，蘇軾、秦觀等人一同遭貶。在離開汴京之前，秦觀重游城西金明池，撫今憶昔，感慨叢生，遂以凄苦的筆調(diào)創(chuàng)作了《江城子》：西城楊柳弄春柔。動離憂。淚難收。猶記多情曾為系歸舟。碧野朱橋當日事，人不見，水空流。 韶華不為少年留。恨悠悠。幾時休。飛絮落花時候一登樓。便做春江都是淚，流不盡，許多愁。西城楊柳在春風中擺弄著柔枝，也牽動起詞人傷離怨別的憂愁，令人潸然淚下。他追憶往昔與知交好友在金明池畔飲酒賦詩，備極歡娛。然而如今卻“人不見，水空流”，無限惆悵之感溢于言表。下篇直接抒發(fā)流年似水、青春易逝的感傷，實質(zhì)寄托著詞人身遭遠謫、行將離京的愁緒。歇拍三句，更將這深濃的愁緒具象化為春江之淚，進一步宣泄肝腸寸斷的痛苦。

　　秦觀先任杭州通判，再貶為處州茶鹽酒稅。在處州，他為了消愁解悶，經(jīng)常到佛寺中與僧人談禪論道，為寺僧抄錄佛經(jīng)，并寫有詩句“因循移病依香火，寫得彌陀七萬言”(《題法海平阇黎》)。豈料恰因這兩句詩，被政敵羅織成“謁告寫佛書”的罪名，削職遠徙郴州。秦觀行經(jīng)衡陽時，得到衡州太守孔平仲的盛情款待，他當即抄呈在處州時所作《千秋歲》：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亂，鶯聲碎。飄零疏酒盞，離別寬衣帶。人不見，碧云暮合空相對。 憶昔西池會。鷯鷺同飛蓋。攜手處，今誰在?日邊清夢斷，鏡里朱顏改。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 作品上闋由明媚的春景，陡接以“飄零”、“離別”之意，流露出濃重的遷謫之悲。下闋進行今昔對照，追憶往日汴京西池宴集的歡樂，而今卻俱已風流云散，無一幸免。“攜手處，今誰在?”在反詰設問的字里行間，滲透著對元祐黨禍痛心疾首的控訴。詞人橫遭貶黜，遠離朝廷，政治理想破滅，青春容顏衰老，這種種的怨憤不平，促使他發(fā)出了沉痛的喟嘆：“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不僅是說自然界的春天正在逝去，同時也在暗示著生命的春天也將一去不復返。這一結(jié)句較李后主的“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虞美人》)更加拙重，音調(diào)越發(fā)悲切，將詞人內(nèi)心無限深廣的愁緒淋漓盡致地宣泄了出來。據(jù)宋人曾敏行《獨醒雜志》記載，當時孔平仲讀罷此詞，不禁驚詫道：“少游盛年，何為言語悲愴如此?”并稱：

　　“秦少游氣貌，人不類平時，殆不久于世矣。”曾布也說：“秦七必不久于世，豈有‘愁如海’而可存乎?”[4]這些故事皆足以說明，秦觀此詞流露出令人驚詫的悲憤之意。

　　此后，秦觀又先后被移送到橫州、雷州編管。在這短短數(shù)年間，他不斷地遭受削職、除名，一貶再貶，從一般的逐臣淪為流放的罪犯，連續(xù)的沉重打擊，使他的心情益趨感傷。元符二年(1099)歲暮，他身處雷州，仿佛到了天涯海角，舉目無親，內(nèi)心深深絕望，竟自做《挽詞》，抒寫“奇禍一朝作，飄零至于斯”、“荼毒復荼毒，彼蒼哪得知”的深冤無告、橫遭災禍之悲;又云：“家鄉(xiāng)在萬里，妻子各一涯。孤魂不敢歸，惴惴猶在茲。”自己客死異鄉(xiāng)，竟然連魂魄都不敢東歸故鄉(xiāng)，與親人相見，心情的慘痛可想而知!

　　在長期的貶謫生涯中，秦觀獨自忍受著艱苦生活境遇的挫折以及來自各個方面的政治打擊，但始終保持著堅忍高潔的品節(jié)和情操。對于家鄉(xiāng)、親人綿綿不盡的思念，成為他慰藉孤魂的寄托。秦觀家居高郵。他青年時期經(jīng)常到百余里外的揚州游覽，并且創(chuàng)作了著名詞作《望海潮》(星分牛斗)，從各個側(cè)面渲染出揚州城往日的繁雄氣勢，如今的富麗豪俊。在此后的漫游經(jīng)歷中，他時常追憶揚州的美景，表達對故鄉(xiāng)的思念。例如《夢揚州》(晚云收)以艷語寫鄉(xiāng)情，歇拍三句“佳會阻，離情正亂，頻夢揚州”，點明思鄉(xiāng)的題旨。自從身遭貶謫、流放之后，秦觀詞內(nèi)的故鄉(xiāng)則變成了天涯游子熱切盼望的精神家園。他在《阮郎歸》(湘天風雨破寒初)下篇寫道：“鄉(xiāng)夢斷，旅孤魂。崢嶸歲又除。衡陽猶有雁傳書。郴陽和雁無。”詞人于除夕之夜，獨宿于郴州旅舍，對于故鄉(xiāng)的思念越發(fā)深切難奈;然而身世飄零，故鄉(xiāng)難返，痛楚之情溢于言外，更傷無雁傳書愁情難釋。在與家鄉(xiāng)親人音信全無的苦難歲月里，秦觀越發(fā)悲切地表達出對于妻子兒女的牽掛。他在《如夢令》詞中追憶妻子在別離時分“妝粉亂紅沾袖”的凄苦形象，遙想她于別后“玉銷花瘦”的憔悴之態(tài)，作者不由得感嘆道：“腸斷。腸斷。人共楚天俱遠。”直接抒發(fā)出相隔天涯的深濃愁緒。秦觀還“將身世之感打并入艷情” ，其《八六子》等詞作借戀人別后的苦苦相思，凝聚了自己一生潦倒、仕途坎坷之悲，整篇作品已經(jīng)清冷凄寂，格調(diào)越發(fā)沉痛蒼涼。

　　在痛苦的貶謫、流放生涯中，秦觀不斷追尋精神解脫的道路，具體表現(xiàn)在詞作中，即是對“桃源”境界的向往。在遠謫郴州期間，他時常用“桃源望斷無尋處”(《踏莎行》)、“桃源路，欲回雙槳”(《鼓笛慢》)等語句來悲嘆人生前途的渺茫、精神的解脫終難實現(xiàn)。盡管如此，他總是在詞中極力描摹“桃源”的境界，例如《好事近·夢中作》上片所寫：“春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詞人夢境里所展現(xiàn)的，絕似陶淵明《桃花源記》開頭描寫的景象。例如《點絳唇·桃源》：“醉漾輕舟，信流引到花深處。塵緣相誤。無計花間住。 煙水茫茫，千里斜陽暮。山無數(shù)。亂紅如雨。不記來時路。”同樣大量檃括了《桃花源記》中的內(nèi)容。不過，秦觀雖然追慕陶淵明靜穆平遠的高妙境界，但是在他骨子里，卻始終充溢著柳宗元式的遷客騷人的滿腹不平和愁緒。他對于“桃源”境界的向往和追尋，是在要冷酷的現(xiàn)實世界里覓得悠遠寧靜的精神家園，最終獲得心靈的慰藉和平衡。

　　由此可見，秦觀詞中的傷心愁緒，主要來源于社會的壓迫、政治的打擊，作者遭受黨爭的傾軋，遷謫、流放的命運，遠離親人的痛苦，獨居孤館的幽閉，這種種的磨難嚴酷地摧殘著詞人的身心，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愈加深濃復雜的感傷之情。清人馮煦在《蒿庵論詞》中準確地揭示了遷謫南荒對于秦觀生平思想及其創(chuàng)作風格的深刻影響，并且異常精確地指出秦觀詞的精神實質(zhì)：“他人之詞，詞才也;少游，詞心也。”他人的詞作，大多是用來逞弄才情，炫耀技巧，很少有人將自己真實的人生感受投注到艷科小詞當中;然而秦觀則是用整個心靈來填詞，將自己坎坷的人生遭遇、痛苦的情感體驗，通過詞體的藝術(shù)形式表現(xiàn)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