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莫言作品《變》主要內容】

　　二〇〇五年一月，女兒笑笑陪我去意大利烏迪內領取NONINO國際文學獎。其間，結識了印度加爾各答一家出版社的編輯NaveenKishore。女兒與他用英文交談，我坐在旁邊看他。這是一個面部輪廓極為鮮明、沉默寡言的黑皮中年男子。穿一身黑色制服，披一件黑色風衣，提一架看上去十分沉重的黑色照相機。風衣的領袖、皮鞋的幫沿、相機的邊角，都磨得發了白。我請他吃了一盤面條，他給我拍了一張照片。當時互留了電子信箱和通訊地址，但分手之后，也就基本上把他忘記了。今年年初，突然收到他的郵件，說希望我能給他們出版社寫一篇描述三十年來中國所發生的巨大變化的文章，我感到這個題目太過寬泛，自己難以勝任，便婉辭了。但架不住他一再來信勸說，最后竟允許我“想怎么寫就怎么寫，想寫什么就寫什么”，這樣，就沒有理由拒絕了。拿起筆來才知道，我不可能“想怎么寫就怎么寫”，也不可能“想寫什么就寫什么”。拿起筆來才知道，他給我的題目，還牢牢地約束著我。他還發來了當年為我拍的那張照片，附著在郵件上，黑白的，有些酷。我這樣的臉他竟然能拍出酷的感覺，可見是個高手。

　　【2、莫言作品《變》讀后感篇一】

　　在一個冬日的深夜靜靜讀完了莫言的中篇小說《變》。

　　臺燈昏黃的光彌漫在四周，灰塵上下紛飛，似乎是掙扎的魂靈，卻始終無法逃脫那無形之手的束縛。始終無法逃脫，那種澀澀的壓抑緊緊壓迫在心頭，窒息，深深的窒息。

　　其實這是一本相當輕快的小說。語言平平淡淡中略顯起伏，仿佛單調平直的高速公路，忽然轉了個彎，其實只是一個小小的溫柔的彎，只需你輕輕撥動方向盤，座駕變優雅地飄過，若它穿著長衫，或許還可以聽到衣擺暢快的呻吟。語言雖然平淡卻不失特色，或許說帶著濃濃的鄉土氣息是過分了，但是那種隨意甚至會粗俗的語言，哪里是書中的文字，分明是一個人的自言自語，從小時候的天真無所畏懼到長達后的成熟穩重。

　　是了，自言自語，這本就是一本自傳體小說。莫言用輕松調侃的腔調，從一九六九年緩緩陳述到二零一零年，大約四十年的歲月。那四十年的歲月，就在這輕松調侃中平平淡淡的流逝，似乎，似乎這四十年，就像那嘎斯汽車從村頭駛向村尾，刺溜便要踩下車剎，可是不要忘記一地的雞飛狗跳，甚至不要忘記那汽車的飽經滄桑。

　　談一談書的內容吧。小說講述了莫言從小學退學起卻對學校念念不忘，到抱著一腔熱血躊躇滿志地參軍，到懵懂中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到功成名就的故事。圍繞著“我”，提及了劉大嘴老師，魯文莉，何志武等邊緣重要人物的發展及結局，平平淡淡中展示了四十年歲月中社會的變遷，人物命運思想的改變。

　　小學時的“我”是充滿了糾結的。一方面，“我”對何志武勇于挑戰老師權威，勇敢地追求自由充滿了敬佩，甚至于認為他有著三分“英雄氣”;但另一方面，當“我”被劉大嘴趕出學校時，又是那般心酸，甚至于事后死皮賴臉地進入學校。按照“我”自己的話來說，這叫“賤”。這一種復雜的“賤”，配著“我”看似輕松無所謂的語調，莫名地，讓人產生了一種苦澀的感覺，仿佛面對的不是一個少年，而是一個飽經滄桑的老人用自嘲的口吻講述童年心酸的往事——或許這本就無比相似。這種“賤”可以歸結為“我”性格的悲劇，但這更是特定時代下的悲劇產物。當孩童向往自由、無拘無束的天性和階級森嚴、極端壓抑的社會產生了沖突，性格的悲劇就在所難免。

　　對于“森嚴”這個原本應該死亡在歷史中的詞匯，我不得不重新拾起，并且鄭重地放在那個社會前面。歷史上的階級對立是地主與農民之間，那種不可調和性壓抑到了極端，農民運動不可避免地爆發，農民在生命和利益的驅使下拿起了刀劍。但在那個奇怪的時代，雖然仍然是“農民”和“地主”的對立，但是被壓迫的卻是“地主”。悲劇性的是，即使被壓迫，即使壓抑到了極端，“地主”還是不敢暴動，不，是從未想到暴動。這種壓抑無法外泄進而不斷在體內堆積，也就不難理解人性的扭曲。

　　當然，“我”——莫言，遠未達到“人性扭曲”的程度，但是作為中上農成分子，在那個貧困的年代，他連領救濟糧的資格都沒有——他甚至曾在某一年的大年三十到別人家討餃子。經濟上的貧困和政治上的歧視給他的少年生活留下了慘痛記憶。更何況父親過于嚴厲約束帶來的火上澆油?

　　“我”幼年的悲劇性在于由于身份、地位不被主流社會接納，但“我”卻始終渴望并不斷努力使自己被接納。“我”的一廂情愿，愈加得不到他人的接納，最終迫使“我”走上了參軍的道路，逃離這個與自己格格不入的社會。

　　“參軍”之于莫言的意義我認為是巨大的。首先，莫言在心理進一步扭曲之前離開了家鄉——心理扭曲的根源，使得這種扭曲處于可控范圍內，并在以后的許多年中得到了恢復。而這種恢復的過程正是對比反思的過程，冥冥中這也成就了莫言的“尋根”文學。莫言所要找尋的“根”，正是在那個年代下人們逐漸失卻的生命張力和對自由追尋的勇氣，正是人與人之間那種超脫利益的情感，無論是友情，愛情還是親情。其次，正是“參軍”中的一系列事情，或是有意或是無意，將莫言送到了文學創作這一條路上來，成就了中國第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對于“尋根”，其實本質上就是一種自我人性補完的過程，類似于EVA中的靈魂補完。莫言通過寫作，通過對那個奇怪年代的思考，正在實現著對人性的補完，那么小說中的其他人，那些邊緣重要人物呢?

　　個人認為何志武是小說中最重要的配角。小時候的他，敢于做“我”想卻不敢做的事，事實上是“我”性格中崇尚自由的投射;青年時代的他，又成為了那個時代背景下無數被生活摧殘得近乎絕望最終決定放手一搏的年輕人的時代形象;隨著何志武在內蒙的發達，經濟上的富足逐漸使他走出了童年貧窮的陰影，某種程度上，他的人性此時已經得到了補完。但是，此時的何志武又陷入了另一種扭曲的狀態——對金錢的狂熱追求和信任。無可非議，他對魯文莉的愛一如初始，但是這種愛在金錢的覆蓋下已經面目全非。“金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金錢卻是萬萬不能的”，在這種思想下，何志武在一定意義上，已經成為了金錢的奴隸，只是他自己仍未發覺。此時的何志武，正是改革開放那個遍地機遇的年代投機商人為了發財致富用盡一切方法的社會集體形象。最終，同樣功成名就的何志武和“我”相遇，暢談，暢飲，同游，回憶往昔，倒是有浮一大白之感。似乎，似乎已經找到了那失卻已久的“根”。就在這時，何志武的電話驀然將這個美好的夢打碎。何志武與“我”的友情當然還在，但是這已經不是純粹的友誼，不再是“根”。有一些失去的，或許永遠找不回來了。

　　對于魯文莉，卻是不愿做出確切的評價。童年時，她是驕傲的公主;青年時，她依然堅持著自己的驕傲，但是更像是為了堅持而堅持;丈夫的死亡，她找到了何志武，似乎是放下了驕傲，但為何又堅持不做情人?直至最后，為了女兒的前途，她找到了身為評委的“我”，似乎是總算放下了堅持大半輩子的驕傲。那么她從堅持到放棄的一生有意義嗎?歸根結底，魯文莉悲劇的大半生同樣是時代的悲劇。從一開始，魯文莉的驕傲就是一個錯誤。她的驕傲來自于什么?是優于常人的家境還是父親的社會地位?俗氣一點，后來的她比何志武有錢還是比莫言名氣大?她的“驕傲”是那個奇怪時代的奇怪產物。隨著那個奇怪的時代的遠去，她所謂的“驕傲”又憑什么堅持?何志武說：“(魯文莉)是個君子”是嗎?或許對于何志武來說，魯文莉始終是堅持驕傲的君子。但從客觀角度，她真的是君子嗎?我不能給出確切的答案。魯文莉的一生，是轉變的一生，從驕傲，學會了妥協，更學會了“活動”。而她的改變卻又是自然而然的，這種改變并不是說明她走向了市儈，只是代表她跟緊了時代的步伐。無論她是否是君子，這種轉變應該是痛苦的吧。時代的錯誤，卻需要受害者來承受痛苦。

　　回到文章開始提到的那種窒息的感受。變，變的是什么?人，人當然變了;變的更是日益變遷的時代。在“變”中，每一個人都選擇了自己的路，或是富裕，或是貧窮，或是聲名遠揚，或是默默無聞，但無論選擇了什么，都逃脫不了時代的網。那四十年的坎坷人生路，坑坑洼洼的分明是時代的痕跡。或許我們都還年輕，或許我們都遠離了那個如今看來奇怪的時代，但是，誰又能說清四十年后的事情呢?那時的我們，將“變”成何種模樣?那是回首，如今是否又是一個奇怪的時代?那種窒息，貫穿了虛幻的四十年，更要貫穿現實的四十年，甚至更加久遠。

　　“變”或許就是莫言的文字的意義所在。無論貧富貴賤，風風雨雨的一生都是追尋的一生，變化的一生。追尋著自己不知不覺中失去的“根”，像夸父一般或許永遠追尋不到，但永遠要在路上。《紅高粱》中的九兒是這般，“我爺爺”是這般，羅漢是這般，甚至土三炮也是這般。死并非生的對立面，死是包含在生之中。肉體的死亡，靈魂卻可以在追尋的道路上走得更遠。

　　明明知曉了未來，甚至努力去改變過，但結局卻依然如故，便是宿命。在這個變化的世界，幾乎任何事物在時時刻刻都在經歷著變化，或許唯一永恒的就是“變”本身了。這種宿命般的“變”或許就是莫言的“怨”。不怨天，不怨地，不怨人，怨得只是不變的宿命。

　　真正的悲劇是笑著流下淚水，真正的沉重是被輕松壓得喘不過氣，《變》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