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夏天的一個中午，我正在廠橋總參文化部的倉庫里與電影隊里的幾個戰士吃西瓜，電話鈴響，我拿起話筒，聽到一個大嗓門在里邊說：“莫言嗎?我是王樹增，現在在你們大門口，你出來吧?”

　　早就知道王樹增是原武漢空軍的創作員，1984年我進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學習時，就在學校的禮堂里看過根據他的劇本拍攝的電影《駱駝草》，隨后又在《八一電影》上看到了他的好幾個劇本。當時我以為他是個搞電影的，與我這個寫小說的沒有什么關系。但是，很快，1985年和1986年里，他的中篇小說《鴿哨》、《猛潮》、《黑峽》、《紅魚》、《月斑》、《破譯》，分別在《收獲》、《當代》、《人民文學》、《解放軍文藝》、《昆侖》等著名的刊物發表，《鴿哨》還得到了王蒙先生的贊賞。也許是出于偏見，當時也是軍隊年輕作家的我卻對很多軍隊年輕作家抱有一絲絲溫柔的敵意，因為我總感到他們趾高氣揚，好像軍隊是他們家的一樣。所以那時盡管我對這個風頭正健的王樹增從心里佩服，也有一些結識的機會，但還是放棄了。現在想起來，如果我在讀軍藝時就與王樹增成為朋友，也許我犯的錯誤就會少一些。

　　王樹增站在我們大院的門口，身材高大挺拔。那時他雖然已經轉業到了魯迅文學院擔任辦公室主任，但渾身的軍人氣兒還是呼呼地往外冒。他站在我們大門口那兩個筆挺的哨兵身旁，既像他們的哥又像他們的連長。我對哨兵說這是武漢軍區的傘兵營長，哨兵啪地一個致敬禮，就把我和王樹增放進去了。他來找我一是動員我去上魯迅文學院和北京師范大學合辦的作家研究生班，二是讓我跟他一起去玉門油田給文學青年講課。這兩件事我都不愿去，但王樹增用了不到三分鐘的時間就把我說服了。可以這樣說，如果不是王樹增來動員我，我不會走讀研究生班，也不會去玉門。如果我不讀研究生我就不知道“來”是“COME”“去”是“GO”，不去玉門就不知道石油是怎樣從地下冒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