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的文人大多涉及理學，陸游也不例外。與楊萬里一樣，陸游也被清人黃宗羲列入《宋元學案》，分別隸屬于“武夷學案”“趙張諸儒學案”和“荊公新學案”。但事實上陸游與這些“學案”的關系相當松懈，比如最后一例，僅因其祖父陸佃乃王安石門人，遂將其父陸宰列為王氏一脈的“陸氏家學”，又從而將陸游列入“元鈞家學”(陸宰字元鈞)。其實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學術上，陸游都不大認同王安石，將他列入“荊公新學案”甚為牽強。更重要的是，楊萬里的思維模式與治學路數都與南宋理學家如出一轍，比如其《庸言》和《誠齋易傳》，皆與其他理學家的著作相類似。

　　陸游則不同。陸游對理學家空談性理的學風是深為不滿的，他有一段名言：“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圣人乎!自慶歷后，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于議經，況傳注乎!”表面上這是對宋代儒學的客觀論述，字里行間卻深有不滿。陸游對當時的學風屢有譏評：“儒術今方裂”(《示兒》)，“千年道術裂”(《書意》)，“道喪異端方肆行”(《書感》)之類的話，在陸詩中屢見不鮮。那么，什么是陸游心目中的“異端”呢?他說：“唐虞雖遠愈巍巍，孔氏如天孰得違?大道豈容私學裂，專門常怪世儒非。少林尚忌隨人轉，老氏亦尊知我稀。能盡此心方有得，勿持糟粕議精微。”(《唐虞》)鋒芒所向，顯然正是那些偏離儒學傳統并自詡獨得千年不傳之秘的理學家。陸游還指出產生異端的原因是疏離了傳統的儒家經學，他說：“俗學方嘩世，遺經寖已微。斯文未云喪，吾道豈其非?”(《書感》)這對以“六經注我”自詡的二陸等人，不啻是當頭棒喝。即使是與二陸勢若水火且與陸游私交甚篤的朱熹，其實也與陸游的思想貌同實異。簡而言之，朱熹最看重的是性理之學，他說：“道之在天下，其實原于天命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