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講所要討論的是:由女師大風潮所引起的魯迅和“現代評論派”的論戰。這場論戰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起爭論的。近年有很多人都根據魯迅在與現代評論派論戰中的表現,來判斷魯迅是“不寬容”的,“心地狹窄”等等。在我看來,這場論戰不僅在中國現代思想史、文學史,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而且在魯迅自身思想的發展上,也是重要的一個環節。這場論戰引發了魯迅的很多思考,使他產生了一系列的作品,如《朝花夕拾》,《野草》,《彷徨》的后半部,以及《華蓋集》、《華蓋集續編》、《華蓋集續編續編》里的雜文,實際上構成了魯迅創作的一個高潮。大概就在1925、1926、1927年這三年,從五四時期的魯迅到最后十年的魯迅,這是一個關鍵的時刻。我們要研究魯迅后期思想的發展,恐怕先要理清他與現代評論派的論戰這個環節。

(一)
先從女師大風潮說起。大家知道,從1924年秋天開始女師大就開始鬧學潮了,但魯迅卻是在1925年5月,也就是學潮發生了七八個月之后,才作出反應的。這是很符合魯迅特點的,他對任何事情的反應都要慢半拍:他要看一看。大概是1924年2月,楊蔭榆從美國留學回來,被任命為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的校長。據說這是第一次由一位女學者擔任女校校長,所以非常引人注目,學生也對她抱有希望。但很快就失望了,因為楊蔭榆雖然是個洋學生,但她對學生的教育還是相當傳統的。魯迅后來寫過一篇《寡婦主義》,說“在寡婦或擬寡婦所辦的學校里,正當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應當天真爛漫,非如她們的陰沉,她們卻以為中邪了;青年應當有朝氣,敢作為,非如她們那們萎縮,她們卻以為是不安本分了:都有罪。只有極和她們相宜,——說得冠冕一點罷,就是極其‘婉順’的,以她們為師法,使眼光呆滯,面肌固定,在學校所化定的陰森的家庭里屏息而行,這才能敷衍到畢業;……(卻)已經失去青春的本來面目,成為精神上的‘未字先寡’的人物。”1這話說得自然有些挖苦,但還是說出了一個事實:楊蔭榆是用婆婆管媳婦的辦法來治理學校的,這就必引起正處在五四之后、思想解放熱潮當中的女學生的反感。而引發沖突的,是1924年的夏天,南方發大水,部分學生回校耽誤了一兩個月左右的時間,楊蔭榆要整頓校風,就在學生回來以后通過一個校規,說凡是逾期返校的都要開除,在具體執行的時候,又沒有完全按照規定辦,關系比較好的學生就輕輕放過,平時不聽話的學生則嚴厲處分。這就引起了女校學生的反抗,發動了一個“驅楊”運動。魯迅和許廣平開始對這件事情是持謹慎態度的。從這一時期許廣平與魯迅的通信中,可以看出,許廣平作為在校的學生,親眼看見學生運動中的許多弊病,因而很感失望;魯迅則告訴她:“教育界的稱為清高,本是粉飾之談,其實和別的什么界都一樣”。2魯迅對學校、教育,以至學生運動的弊端是看透了的,所以他盡管懷有同情卻不會輕易介入。后來楊蔭榆公開站在北洋軍閥政府這一邊,禁止學生悼念孫中山,并揚言要“整頓學風”,在國恥紀念會上與學生發生沖突以后,又在一家飯店里召集支持自己的老師、職員開會,用學校評議會的決定,把六個學生自治會的成員開除。事情發展到這個程度,魯迅就不再沉默了。這時候他寫有兩篇文章,說明自己介入的緣由與心情,很值得注意。一篇文章題目叫《忽然想到》,他是這么說的——
“我還記得中國的女子是怎樣被壓制,有時簡直并羊而不如。現在托了洋鬼子學說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長之類,不就雇傭了‘捋袖擦拳’的打手似的男人,來威脅毫無武力的同性的同學們么?”3
而在《“碰壁”之后》一文中,更寫出了自己的一種獨特的生命體驗——
“我為什么要做教員?!……我本就怕這學校,因為一進門就覺得陰慘慘,不知其所以然,但也常常疑心是自己的錯覺。后來看到楊蔭榆校長《致全體學生公啟》里的‘須知學校猶家庭,為尊長者斷無不愛家屬之理,為幼稚者也當體貼尊長之心’的話,就恍然了,原來我雖然在學校教書,也等于在楊家坐館,而這陰慘慘的氣味,便是從‘冷板凳’里出來的。可是我有一種毛病,自己也疑心是自討苦吃的根苗,就是偶爾要想想。所以恍然之后,即又有疑問發生,這家族人員——校長和學生——的關系是怎樣的,母女,還是婆媳呢?
“然而又想,結果毫無。幸而這位校長宣言多,竟在她《關于暴烈學生之感言》里獲得正確的解答了。曰,‘與此曹子勃豀相向”,則其為婆婆無疑也。
“碰壁,碰壁!我碰了楊家的壁了!
其時再看看學生們,就像一群童養媳……。
“我于是仿佛看見雪白的桌布已經沾了許多醬油漬,男男女女圍著桌子都吃冰其凌,而許多媳婦兒,就如中國歷來的大多數媳婦兒在苦節的婆婆腳下似的,都決定了暗淡的運命。”
這都是很奇特、很可怕的聯想。他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陰慘慘”的感覺?他發現,中國的女子原來受壓制的,現在有了權力、地位之后,反而又壓制“毫無武力的同性”,多年的媳婦熬成婆之后,婆婆又來壓制新的媳婦。這種婆媳之間的壓迫與被壓迫,奴役與被奴役的關系,在現代教育里面,重新出現了。他發現了一個歷史的循環:中國的現代婦女終于不能擺脫“歷來的大多數媳婦兒在苦節的婆婆腳下”備受蹂躪的“運命”!——正是這樣的發現如夢魘般壓在魯迅的心上,使他感到恐怖。
他更產生了這樣的幻覺——
“華夏大概并非地獄,然而‘境由心造’,我眼前總充塞著重疊的黑云,其中有故鬼,新鬼,游鬼,牛首阿旁,畜牲,化生,大叫喚,無叫喚,使我不堪聞見。……
“我吸了兩支煙,眼前也光明起來,幻出飯店里電燈的光彩,看見教育家在杯酒間謀害學生,看見殺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看見死尸在糞土中舞蹈看見污穢灑滿了風籟琴,我想取作畫圖,竟不能畫成一線。我為什么要做教員,連自己也侮蔑自己起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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