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講所要討論的是：由女師大風潮所引起的魯迅和“現代評論派”的論戰。這場論戰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起爭論的。近年有很多人都根據魯迅在與現代評論派論戰中的表現，來判斷魯迅是“不寬容”的，“心地狹窄”等等。在我看來，這場論戰不僅在中國現代思想史、文學史，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而且在魯迅自身思想的發展上，也是重要的一個環節。這場論戰引發了魯迅的很多思考，使他產生了一系列的作品，如《朝花夕拾》，《野草》，《彷徨》的后半部，以及《華蓋集》、《華蓋集續編》、《華蓋集續編續編》里的雜文，實際上構成了魯迅創作的一個高潮。大概就在１９25、１９26、１９27年這三年，從五四時期的魯迅到最后十年的魯迅，這是一個關鍵的時刻。我們要研究魯迅后期思想的發展，恐怕先要理清他與現代評論派的論戰這個環節。

　　（一）

　　先從女師大風潮說起。大家知道，從1924年秋天開始女師大就開始鬧學潮了，但魯迅卻是在1925年5月，也就是學潮發生了七八個月之后，才作出反應的。這是很符合魯迅特點的，他對任何事情的反應都要慢半拍：他要看一看。大概是1924年2月，楊蔭榆從美國留學回來，被任命為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的校長。據說這是第一次由一位女學者擔任女校校長，所以非常引人注目，學生也對她抱有希望。但很快就失望了，因為楊蔭榆雖然是個洋學生，但她對學生的教育還是相當傳統的。魯迅后來寫過一篇《寡婦主義》，說“在寡婦或擬寡婦所辦的學校里，正當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應當天真爛漫，非如她們的陰沉，她們卻以為中邪了；青年應當有朝氣，敢作為，非如她們那們萎縮，她們卻以為是不安本分了：都有罪。只有極和她們相宜，——說得冠冕一點罷，就是極其‘婉順’的，以她們為師法，使眼光呆滯，面肌固定，在學校所化定的陰森的家庭里屏息而行，這才能敷衍到畢業；……（卻）已經失去青春的本來面目，成為精神上的‘未字先寡’的人物。”1這話說得自然有些挖苦，但還是說出了一個事實：楊蔭榆是用婆婆管媳婦的辦法來治理學校的，這就必引起正處在五四之后、思想解放熱潮當中的女學生的反感。而引發沖突的，是１９24年的夏天，南方發大水，部分學生回校耽誤了一兩個月左右的時間，楊蔭榆要整頓校風，就在學生回來以后通過一個校規，說凡是逾期返校的都要開除，在具體執行的時候，又沒有完全按照規定辦，關系比較好的學生就輕輕放過，平時不聽話的學生則嚴厲處分。這就引起了女校學生的反抗，發動了一個“驅楊”運動。魯迅和許廣平開始對這件事情是持謹慎態度的。從這一時期許廣平與魯迅的通信中，可以看出，許廣平作為在校的學生，親眼看見學生運動中的許多弊病，因而很感失望；魯迅則告訴她：“教育界的稱為清高，本是粉飾之談，其實和別的什么界都一樣”。2魯迅對學校、教育，以至學生運動的弊端是看透了的，所以他盡管懷有同情卻不會輕易介入。后來楊蔭榆公開站在北洋軍閥政府這一邊，禁止學生悼念孫中山，并揚言要“整頓學風”，在國恥紀念會上與學生發生沖突以后，又在一家飯店里召集支持自己的老師、職員開會，用學校評議會的決定，把六個學生自治會的成員開除。事情發展到這個程度，魯迅就不再沉默了。這時候他寫有兩篇文章，說明自己介入的緣由與心情，很值得注意。一篇文章題目叫《忽然想到》，他是這么說的——

　　“我還記得中國的女子是怎樣被壓制，有時簡直并羊而不如。現在托了洋鬼子學說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長之類，不就雇傭了‘捋袖擦拳’的打手似的男人，來威脅毫無武力的同性的同學們么？”3

　　而在《“碰壁”之后》一文中，更寫出了自己的一種獨特的生命體驗——

　　“我為什么要做教員？！……我本就怕這學校，因為一進門就覺得陰慘慘，不知其所以然，但也常常疑心是自己的錯覺。后來看到楊蔭榆校長《致全體學生公啟》里的‘須知學校猶家庭，為尊長者斷無不愛家屬之理，為幼稚者也當體貼尊長之心’的話，就恍然了，原來我雖然在學校教書，也等于在楊家坐館，而這陰慘慘的氣味，便是從‘冷板凳’里出來的。可是我有一種毛病，自己也疑心是自討苦吃的根苗，就是偶爾要想想。所以恍然之后，即又有疑問發生，這家族人員——校長和學生——的關系是怎樣的，母女，還是婆媳呢？

　　“然而又想，結果毫無。幸而這位校長宣言多，竟在她《關于暴烈學生之感言》里獲得正確的解答了。曰，‘與此曹子勃豀相向”，則其為婆婆無疑也。

　　“碰壁，碰壁！我碰了楊家的壁了！

　　其時再看看學生們，就像一群童養媳……。

　　“我于是仿佛看見雪白的桌布已經沾了許多醬油漬，男男女女圍著桌子都吃冰其凌，而許多媳婦兒，就如中國歷來的大多數媳婦兒在苦節的婆婆腳下似的，都決定了暗淡的運命。”

　　這都是很奇特、很可怕的聯想。他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陰慘慘”的感覺？他發現，中國的女子原來受壓制的，現在有了權力、地位之后，反而又壓制“毫無武力的同性”，多年的媳婦熬成婆之后，婆婆又來壓制新的媳婦。這種婆媳之間的壓迫與被壓迫，奴役與被奴役的關系，在現代教育里面，重新出現了。他發現了一個歷史的循環：中國的現代婦女終于不能擺脫“歷來的大多數媳婦兒在苦節的婆婆腳下”備受蹂躪的“運命”！——正是這樣的發現如夢魘般壓在魯迅的心上，使他感到恐怖。

　　他更產生了這樣的幻覺——

　　“華夏大概并非地獄，然而‘境由心造’，我眼前總充塞著重疊的黑云，其中有故鬼，新鬼，游鬼，牛首阿旁，畜牲，化生，大叫喚，無叫喚，使我不堪聞見。……

　　“我吸了兩支煙，眼前也光明起來，幻出飯店里電燈的光彩，看見教育家在杯酒間謀害學生，看見殺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看見死尸在糞土中舞蹈看見污穢灑滿了風籟琴，我想取作畫圖，竟不能畫成一線。我為什么要做教員，連自己也侮蔑自己起來。……”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