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外零星出現的一些關于魯迅的文學語言研究的成果，或仍在傳統美學的范式中輾轉，或套用西方語言論美學而失卻了漢語的固有特征。目前，這方面尚未有較為系統的、開拓性的成果問世。本文擬在西方語言論美學的框架中，同時尊重漢語象形會意的特征，在考察魯迅創作與漢字文化的關系方面，作一點初步的嘗試。

一

　　西方語言論美學認為：人是語言的動物；語言是存在的寓所；存在通過語言而現身。語言不單單是一種認知工具，更重要的是一種“實體性的存在和力量”，甚至“作為客觀實在出現在人的面前”。（1）當我們將魯迅的文學創作置于語言論美學的視域中考察時，發現魯迅對語言與存在的依存關系的感受和意識都很強烈：他在《吶喊·自序》中曾流露出自己曾有過一段“不能已于言”的時期，并將言說的姿態及其效應與人生的價值聯系起來；（2）他也曾提出過“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的偏激主張；（3）同時他又深感自己與漢字的與生俱來的深刻聯系，雖欲擺脫而不能，故而認同在歷史的中間地帶承受犧牲的痛苦的命運，他的“中間物”意識正是建立在對自己所做的白話文章的語言的體悟上的。

　　如果說人的存在通過語言而呈現的話，則語言的運思者或言說主體，首先遇到的是言說的欲求及位置和姿態問題，這種言說及其言說者的位置和姿態是某種生存狀況及意義的體現。魯迅的言說欲望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早年的人生苦難。從小生長在懸掛著“翰林”匾額、祖父曾取進士功名、父親亦以科舉考試為終生正業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中的魯迅，早年受過非常嚴格的以讀經作文、以應科考為主的正規封建教育。在封建科舉時代，科舉考試成為人們實現自我價值的主要言說方式。周作人說：“這（指科舉考試——引者注）是知識階級，那時稱作士人或讀書人的，出身的唯一正路?！薄拔覀兡菚r，沒有不是從這條路走的，等到有點走不下去了，這才去找另外的道路的，那自然是后話。”（4）在這樣的社會、文化和家庭的背景中，魯迅有著極為復雜而痛苦的人生經驗：一方面，特定的社會環境和家庭氛圍及所受的嚴格、正規的封建教育，使魯迅與漢字文化發生終生的血肉聯系；另一方面，科舉考試又給魯迅及其家庭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因祖父的科場案而引發的家庭大變故使魯迅的家庭由言說的中心一下子被拋置于社會而成為人們言說、鑒賞的對象，在以古文言為載體的傳統價值統治的語言秩序中，完全喪失了話語的權力。這種言說權力的被剝奪或被壓抑，一方面深深地妨礙了主體對自我存在的意義（價值）的認同，一方面又極大地刺激了主體更加強烈的言說欲望。所謂“不能已于言”、所謂“登高一呼，應者云集”云云，都在表達著一種急切尋求言說及言說位置或姿態以確立自我存在的意義的情態。而“幻燈事件”猶如一道電光，瞬間照亮了主體言說的方式：啟蒙者的姿態。正是帶著這種個人經驗，魯迅走上了文學創作的道路。

　　二

　　中國近代以來國勢貧弱，民心萎頓，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迫于存亡的危機，紛紛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則經由了一個由部分到整體的否定過程，這種否定到五四時期達到高潮。魯迅在后來《瑣記》一文中描述了當時面對西方文化涌入時的興奮和激動：“‘物競’‘天擇’也出來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也出來了，斯多噶也出來了?！稌r務報》不待言，還有《譯學匯編》，那書面上的張廉卿一流的四個字，就藍得很可愛?！保?）如果說，中國傳統文化深深地積淀在象形會意的漢字中的話，則對漢字文化的批判就具有反傳統的意義。而這種批判是在西語文化的沖擊下發生并以之作為它的價值標準的。

　　一方面是帶著個人特殊的經驗，一方面也是感應著反傳統、崇西學的時代大潮，魯迅的文學創作從一開始就是以對漢字文化的批判為標的的。這種批判主要還不在由文言到白話的工具性轉變，而是更深刻地表現在其具有反叛性的言說內涵和姿態上。《狂人日記》中狂人的“仁者吃人”的呼喊，正是在“仁”的象形會意“仁者愛人”的基礎上的一種反叛性的逆向思維?！犊袢巳沼洝分?，魯迅全面展開了對凝結在中國漢字中的傳統文化的一些基本范疇和觀念，如“君臣”、“父子”、“夫妻”、“忠”、“孝”、“節”、“烈”等的整體性批判，并將這種批判貫徹自己創作過程的始終。如果說《孔乙己》借孔乙己盡情地揶揄了已失去生命活力的陳腐的文言的話，《這樣的戰士》就是對“學問”、“道德”、“國粹”和“東方文明”等進行掃射式的永不妥協的戰斗；而《祝福》則是以滲透了中國傳統文化神韻的一次民間儀式“祝福”的過程反復展示，生動而形象地揭示出中國“禮”文化的吃人本質：“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筵宴廚房。”（6）

　　在這個過程中，西方以表音為特征的語言及其所負載的西方文化的沖擊分明可見?！栋正傳》關于阿Q的命名耐人尋味：在對漢字“貴”（“桂”）的文化內涵嘲諷剝離之后，代表中國人靈魂的阿Q除了一根無用的辮子之外，（7）其價值等于“0”（“阿”字發音的口型亦與“0”相似）。而最后用英國流行的洋字的拼法，則隱喻式地表達了人們在全面否定舊的存在秩序之后，對一種新的生存方式的渴求和熱望?！斗试怼穭t象征性地表現出中國文化在與西方文化的表音語言相遇時所顯露的不潔，因此必須對中國文化及中國人的思想施以西方文化的洗滌。而《高老夫子》則說明即使用上西語的好名目，也仍不能改變中國文化的老流氓的變態心理。這種對漢字文化的批判，有時發展到極至，作者甚至提出過“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的主張。兩種語言體系在創作中的交遇、沖突及作者的抑揚取舍，曲折地反映了中華民族近代以來在救亡圖存的探索過程中的深入思考、選擇及其情感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