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文人，對于人生，——至少是對于社會現象，向來就多沒有正視的勇氣。

　　世間大抵只知道指揮刀所以指揮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揮文人。

　　這是中國的老例，讀書人的心里大抵含著殺機，對于異己者總給他安排下一點可死之道。

　　其實是中國自南北朝以來，凡有文人學士，道士和尚，大抵以“無特操”為特色的。

　　文界的腐敗，和武界也并不兩樣，你如果較清楚上海以至北京的情形，就知道有一群蛆蟲，在怎樣掛著好看的招牌，在幫助權力者暗殺青年的心，使中國完結得無聲無臭。

　　所以含血噴人，已成了中國士君子的常經，實在不單是他們的識見，只能夠見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錢的勢力。

　　中國向來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時候，總要和文人學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時候是“偃武修文”，粉飾粉飾;做倒霉的時候是又以為他們真有“治國平天下”的大道，再問問看，要說得直白一點，就是見于《紅樓夢》上的所謂“病篤亂投醫”了。

　　“不相信”就是“愚民”的遠害的塹壕，也是使他們成為散沙的毒素。然而有這脾氣的也不但是“愚民”，雖是說教的士大夫，相信自己和別人的，現在也未必有多少。

　　中國的有一些士大夫，總愛無中生有，移花接木的造出故事來，他們不但歌頌升平，還粉飾黑暗。

　　文人不應該隨和;而且文人也不會隨和，會隨和的，只有和事老，但這不隨和，卻又并非回避，只是唱著所是，頌著所愛，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像熱烈地主張著所是一樣，熱烈地攻擊著所非，像熱烈地擁抱著所愛一樣，更熱烈地擁抱著所憎——恰如赫爾庫來斯(Hercules)的緊抱了巨人安太烏斯(Antaeus)一樣，因為要折斷他的肋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