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間真是難處的地方，說一個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話，但說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話。“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樣，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然而據我的經驗，得到“深于世故”的惡謚者，卻還是因為“不通世故”的緣故。

　　現在我假設以這樣的話，來勸導青年人——“如果你遇見社會上有不平事，萬不可挺身而出，講公道話，否則，事情倒會移到你頭上來，甚至于會被指作反動分子的。如果你遇見有人被冤枉，被誣陷的，即使明知道他是好人，也萬不可挺身而出，去給他解釋或分辯，否則，你就會被人說是他的親戚，或得了他的賄路;倘使那是女人，就要被疑為她的情人的;如果他較有名，那便是黨羽。例如我自己罷，給一個毫不相干的女士做了一篇信札集的序，人們就說她是我的小姨;紹介一點科學的文藝理論，人們就說得了蘇聯的盧布。親戚和金錢，在目下的中國，關系也真是大，事實給與了教訓，人們看慣了，以為人人都脫不了這關系，原也無足深怪的。

　　“然而，有些人其實也并不真相信，只是說著玩玩，有趣有趣的。即使有人為了謠言，弄得凌遲碎剮，像明末的鄭鄤那樣了，和自己也并不相干，總不如有趣的緊要。這時你如果去辨正，那就是使大家掃興，結果還是你自己倒楣。我也有一個經驗，那是十多年前，我在教育部里做“官僚”，常聽得同事說，某女學校的學生，是可以叫出來嫖的，連機關的地址門牌，也說得明明白白。有一回我偶然走過這條街，一個人對于壞事情，是記性好一點的，我記起來了，便留心著那門牌，但這一號;卻是一塊小空地，有一口大井，一間很破爛的小屋，是幾個山東人住著賣水的地方，決計做不了別用。待到他們又在談著這事的時候，我便說出我的所見來，而不料大家竟笑容盡斂，不歡而散了，此后不和我談天者兩三月。我事后才悟到打斷了他們的興致，是不應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