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城八道灣十一號曾經(jīng)是“周三人”兄弟(周樹人即魯迅、周作人、周建人)奉母親魯老太太一大家子合住的大宅門。當1919年12月魯迅勝利地將全家老小遷入之初，情緒極其高漲，在稍后的第一個除夕之夜，鄭重地在此主持祭祖典禮，興高采烈地為孩子們燃放花炮。這時作為長子的魯迅如釋重負。按中國傳統(tǒng)，父親不在了長子就是家長;家長權力最大，責任也最重。中國人又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齊家”主要的責任在于家長。

　　在理論上魯迅早就擺脫了儒家思想的束縛，他說自己在赴日本留學之前即已“絕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等到新文化運動起來，更寫下了《狂人日記》，“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但理論好談，思想也還比較好變，而感情則難改，具體事情一旦落到了自己家里，到自己身上，傳統(tǒng)的力量就大得驚人。魯迅在思想上對舊文化大造其反，而在實際生活中，卻仍然躬行傳統(tǒng)的孝道，講究“修身，齊家”，寧可自己吃許多辛苦，首先要把母親服侍好，一切順著她的意思來，又要對兩個弟弟以及他們的家小，全心全意地盡到一個大哥的責任。

　　可是這樣一個看上去很美的大家庭只維持了不到四年時間，就先是慢慢松動，終于突然破裂了，魯迅本人憤而走出了八道灣。

　　從1919年魯迅買下八道灣十一號院這所住宅，到2014年這成為北京第三十五中學校園里一塊名曰“周氏兄弟舊居”的特區(qū)，這95年時間里的起伏變遷相當復雜……

　　分化：周建人出走

　　1919年日趨破落的紹興新臺門周家決定把整個臺門賣掉，魯迅的這一支也非得放棄故園、重新作出安排。根據(jù)魯迅的意見，三弟兄不分家，在北京買合適的大房子，把紹興的全體人馬統(tǒng)統(tǒng)遷來，全家在北京團聚。于是全心全意“齊家”的魯迅在1919年就大忙而特忙了：先是在北京忙著買房子并加以維修裝飾，后是忙于回紹興搬來全家。這兩件事都是非常辛苦的，《八道灣十一號》都有細致的介紹。家庭的主要責任在長子，同時他也可以指揮其他人;但魯迅往往不僅負責任，而且事必躬親。聚族而居的舊形態(tài)終結了，一變而為聚大家庭而居的新形態(tài)，魯迅完全不考慮分家并各成小家庭(核心家庭)那樣一種現(xiàn)代形態(tài)。他似乎仍然戀舊。

　　魯迅毫無私心，維持這樣的大家庭，他的意思并不是來當家長做老爺?shù)模喾矗氲氖亲约憾嘧龇瞰I，克己利人，徹底地盡到一個大家庭長子的責任。按照魯迅這樣高尚的思路和風格，“齊家”應當是沒有任何問題的，而事有大謬不然者。單是高尚還遠遠不夠。

　　首先，周建人沒有安頓好。他在紹興是當中學教師的，到了北京以后，原來的職業(yè)沒有了，合適的工作一時找不到，只好在北大旁聽一些課程，為未來做準備，同時從事生物學方面的譯著，但離賣文為生的水準尚遠。這時他已經(jīng)過了而立之年，且有妻小，卻在大宅門里做一個吃閑飯的人，實在很不舒服;羽太信子常常指桑罵槐地打擊他，甚至連老婆芳子也有點看不起他，心里很是窩火。他一定要工作，稍后于1921年初秋去了上海進了商務印書館，起初的崗位是校對，工資也不高，但他非常高興，立刻就去了。他在上海安頓下來以后，立即著手把老婆孩子接過去，但羽太芳子不肯去，她留戀八道灣闊綽的生活;后來完全鬧僵，建人就在上海同過去的一個學生另組家庭。

　　八道灣大家庭開始發(fā)生分化了。周建人率先獨立，稍后又建立了他自己的核心家庭。這樣的做法在某種意義上乃是對魯迅關于大家庭頂層設計的挑戰(zhàn)和否定。魯迅很愛護三弟，不反對他的選擇，但他似乎也沒有對自己的設計作出反思。現(xiàn)在看得很清楚，周建人走出八道灣是非常正確而且明智的。他后來更有了遠大的發(fā)展，這同他的獨立思考敢作敢為是聯(lián)系在一起的。三先生的思想特別是倫理觀有新于魯迅的地方，品德則大大高于周作人;他一向為人低調，埋頭做事，遂得以終獲高位，且能長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