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城八道灣十一號曾經是“周三人”兄弟(周樹人即魯迅、周作人、周建人)奉母親魯老太太一大家子合住的大宅門。當1919年12月魯迅勝利地將全家老小遷入之初，情緒極其高漲，在稍后的第一個除夕之夜，鄭重地在此主持祭祖典禮，興高采烈地為孩子們燃放花炮。這時作為長子的魯迅如釋重負。按中國傳統，父親不在了長子就是家長;家長權力最大，責任也最重。中國人又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齊家”主要的責任在于家長。

　　在理論上魯迅早就擺脫了儒家思想的束縛，他說自己在赴日本留學之前即已“絕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等到新文化運動起來，更寫下了《狂人日記》，“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但理論好談，思想也還比較好變，而感情則難改，具體事情一旦落到了自己家里，到自己身上，傳統的力量就大得驚人。魯迅在思想上對舊文化大造其反，而在實際生活中，卻仍然躬行傳統的孝道，講究“修身，齊家”，寧可自己吃許多辛苦，首先要把母親服侍好，一切順著她的意思來，又要對兩個弟弟以及他們的家小，全心全意地盡到一個大哥的責任。

　　可是這樣一個看上去很美的大家庭只維持了不到四年時間，就先是慢慢松動，終于突然破裂了，魯迅本人憤而走出了八道灣。

　　從1919年魯迅買下八道灣十一號院這所住宅，到2014年這成為北京第三十五中學校園里一塊名曰“周氏兄弟舊居”的特區，這95年時間里的起伏變遷相當復雜……

　　分化：周建人出走

　　1919年日趨破落的紹興新臺門周家決定把整個臺門賣掉，魯迅的這一支也非得放棄故園、重新作出安排。根據魯迅的意見，三弟兄不分家，在北京買合適的大房子，把紹興的全體人馬統統遷來，全家在北京團聚。于是全心全意“齊家”的魯迅在1919年就大忙而特忙了：先是在北京忙著買房子并加以維修裝飾，后是忙于回紹興搬來全家。這兩件事都是非常辛苦的，《八道灣十一號》都有細致的介紹。家庭的主要責任在長子，同時他也可以指揮其他人;但魯迅往往不僅負責任，而且事必躬親。聚族而居的舊形態終結了，一變而為聚大家庭而居的新形態，魯迅完全不考慮分家并各成小家庭(核心家庭)那樣一種現代形態。他似乎仍然戀舊。

　　魯迅毫無私心，維持這樣的大家庭，他的意思并不是來當家長做老爺的，相反，他想的是自己多做奉獻，克己利人，徹底地盡到一個大家庭長子的責任。按照魯迅這樣高尚的思路和風格，“齊家”應當是沒有任何問題的，而事有大謬不然者。單是高尚還遠遠不夠。

　　首先，周建人沒有安頓好。他在紹興是當中學教師的，到了北京以后，原來的職業沒有了，合適的工作一時找不到，只好在北大旁聽一些課程，為未來做準備，同時從事生物學方面的譯著，但離賣文為生的水準尚遠。這時他已經過了而立之年，且有妻小，卻在大宅門里做一個吃閑飯的人，實在很不舒服;羽太信子常常指桑罵槐地打擊他，甚至連老婆芳子也有點看不起他，心里很是窩火。他一定要工作，稍后于1921年初秋去了上海進了商務印書館，起初的崗位是校對，工資也不高，但他非常高興，立刻就去了。他在上海安頓下來以后，立即著手把老婆孩子接過去，但羽太芳子不肯去，她留戀八道灣闊綽的生活;后來完全鬧僵，建人就在上海同過去的一個學生另組家庭。

　　八道灣大家庭開始發生分化了。周建人率先獨立，稍后又建立了他自己的核心家庭。這樣的做法在某種意義上乃是對魯迅關于大家庭頂層設計的挑戰和否定。魯迅很愛護三弟，不反對他的選擇，但他似乎也沒有對自己的設計作出反思。現在看得很清楚，周建人走出八道灣是非常正確而且明智的。他后來更有了遠大的發展，這同他的獨立思考敢作敢為是聯系在一起的。三先生的思想特別是倫理觀有新于魯迅的地方，品德則大大高于周作人;他一向為人低調，埋頭做事，遂得以終獲高位，且能長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