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0月，是魯迅寓居紹興會館補樹書屋的最后一個月。1916年6月搬進這里后的3年，是魯迅一生中最寂寞的一段時間。

　　他寫道：“我寓在這屋里抄古碑。客中少有人來，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問題和主義，而我的生命居然暗暗地消去了……夏夜，蚊子多了，便搖著蒲扇坐在槐樹下，從密葉縫里看那一點一點的青天，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的落在頭頂上……”

　　然而在1919年10月，魯迅卻不再專注于古碑古文，而是寫下洋洋6千余字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發表在《新青年》6卷6號，在文章中他批判了過往的父子觀。

　　他寫道：“覺醒的人們，應先解放自己的孩子，為他們肩起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

　　《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并不是憑空而來，魯迅對父子關系問題關注為時已久，他認為孩子是國家的下一代，拯救他們就是改變中國的未來。

　　但在被泛倫理化、泛國家化的教育理念包圍中，人的個性的舒展只能是妄想，因此將孩子從舊的父子關系中解放是改變社會的關鍵。

　　在寫下《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一年前寫下的《狂人日記》中，他就大聲疾呼“救救孩子”。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中，他的觀點則表達得更為明晰。

　　他首先反對子女應以“順從”作為“孝道”的觀點，并結合進化論的觀點指出“只要思想未遭痼蔽的人，誰也喜歡子女比自己更強，更健康，更聰明高尚——更幸福;也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便須改變，所以子孫對于祖先的事，應該改變”。

　　然后魯迅明確地提出了一個“幼本位”的主張，即父母對子女“義務思想須加多，而權利思想卻大可切實核減”，“孩子的世界與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就大礙于孩子的發達”，所以一切設施都應以孩子為本位，而不是把他們硬塞在祖先或自己為他們造就的模子中。

　　他特別反對流行的報恩觀點。他指出“只須‘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應為長者所有”是非常荒唐的，特別是“因此責望報償，以為幼者的全部理該做長者的犧牲”就更其墮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