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生那里，“真”是現實的掘進和存在的逼視，而“隱”則是理想的探索與期待的憧憬。它們是先生留給我們的珍貴遺產，也是我們走進先生心靈的重要通道。

　　正如人們所熟知的，徇為現代中國“精神界之戰士”的魯迅，一向主張“直面慘淡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即勇敢真誠地看取歷史與現實。為此，他欣賞曹操“做文章時又沒有顧忌，想寫的便寫出來”的態度，強調文學要表現人生的血和肉，反對任何形式的“瞞和騙”。而他的許多文學作品亦確實是“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在酣暢淋漓的搏戰中，將屠刀的寒光和軀體的血腥一起呈現于人前。既然如此，作為同一作者的魯迅，為什么要在另外一些作品中流露出某種“開口”時的猶疑、遮掩、隱藏、閃爍其詞，從而造成自己創作取向的抵牾和觀念世界的矛盾？這時，我們便接觸到了更為深層、也更具個性的魯迅先生。

　　在現代文學史上，魯迅是一位有著高度自覺的讀者意識的作家。幾乎是自棄醫從文那天起，魯迅就把“立人”當作自己全部思想和文學活動的邏輯起點與最終目的。這樣的起點與目的，決定了先生格外看重文學作品的傳播效應，特別關注文學作品給讀者帶來和留下了什么。而這樣的看重和關注又通常體現在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一方面，他由衷希望文學作品猶如“東方的微光”“林中的響箭”“冬末的萌芽”，給人以鼓舞，使其成為“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另一方面，他又總是擔心文學作品因為自身內容的不健康或有問題而給讀者造成誤導乃至傷害，甚至變為民眾的精神鴉片。如果說在先生那里，前一方面更多是一種正面的、“共語式”的倡導與呼喚；那么后一方面，則常?；癁閷ψ约簩懽鞯摹八秸Z式”的提醒、約束和檢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