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生那里，“真”是現(xiàn)實的掘進和存在的逼視，而“隱”則是理想的探索與期待的憧憬。它們是先生留給我們的珍貴遺產(chǎn)，也是我們走進先生心靈的重要通道。

　　正如人們所熟知的，徇為現(xiàn)代中國“精神界之戰(zhàn)士”的魯迅，一向主張“直面慘淡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即勇敢真誠地看取歷史與現(xiàn)實。為此，他欣賞曹操“做文章時又沒有顧忌，想寫的便寫出來”的態(tài)度，強調文學要表現(xiàn)人生的血和肉，反對任何形式的“瞞和騙”。而他的許多文學作品亦確實是“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在酣暢淋漓的搏戰(zhàn)中，將屠刀的寒光和軀體的血腥一起呈現(xiàn)于人前。既然如此，作為同一作者的魯迅，為什么要在另外一些作品中流露出某種“開口”時的猶疑、遮掩、隱藏、閃爍其詞，從而造成自己創(chuàng)作取向的抵牾和觀念世界的矛盾？這時，我們便接觸到了更為深層、也更具個性的魯迅先生。

　　在現(xiàn)代文學史上，魯迅是一位有著高度自覺的讀者意識的作家。幾乎是自棄醫(yī)從文那天起，魯迅就把“立人”當作自己全部思想和文學活動的邏輯起點與最終目的。這樣的起點與目的，決定了先生格外看重文學作品的傳播效應，特別關注文學作品給讀者帶來和留下了什么。而這樣的看重和關注又通常體現(xiàn)在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一方面，他由衷希望文學作品猶如“東方的微光”“林中的響箭”“冬末的萌芽”，給人以鼓舞，使其成為“國民精神所發(fā)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另一方面，他又總是擔心文學作品因為自身內(nèi)容的不健康或有問題而給讀者造成誤導乃至傷害，甚至變?yōu)槊癖姷木聒f片。如果說在先生那里，前一方面更多是一種正面的、“共語式”的倡導與呼喚；那么后一方面，則常常化為對自己寫作的“私語式”的提醒、約束和檢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