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能漠視魯迅的存在

　　李林榮

　　放寬眼界回望歷史，在新文化運動以后的30余年間，用創作和翻譯并重的方式，在文藝、學術和思想的天地里深耕力拓，開辟從中國感知世界、從世界審視中國的嶄新精神視野，是當時文壇學界前沿的一代有識之士志業所向的共同選擇。置身這一歷史背景中的魯迅，顯現出的迥異于他人的特質，不在于某一局部點滴的收獲，而在于貫穿始終的全程堅守和在堅守中未曾稍有松懈的自我警醒、自我克服與自我超越。

　　遺憾的是，詳察迄今已逾90年魯迅研究史，在描述和闡釋魯迅著譯實踐中的倔強堅守和嚴苛自省這兩重情態的問題上，盡管眾語喧嘩、聲浪高亢，但能體現知人論世的足夠耐心和充分誠意的說法，還不多見。無限拔高的神化、圣化和蓄意扭曲的丑化、妖化，這兩種貌似極端對立的思維慣性，在魯迅研究的這一領域，合流為對歷史人物、歷史文本及其具體生成情境的生硬割裂和蠻橫簡化。

　　從中國與世界交互對觀的雙焦點視域中，展開自己的文學事業與思想生涯，這對魯迅來說，并非一種純粹自由主動的選擇。不純粹的自由主動，實質上也就是不自由的被動。施加這種不自由的被動壓力的主體，正是魯迅面前的那個時代和社會。

　　步入新文壇之后的13年里，魯迅創作、翻譯的產出日益密集，為相關書刊的編輯，投注的心血和時間也越來越多。但在思想議題和體裁類型的涉獵范圍上，蔚成大家的魯迅一直沒有離開自己在日本初涉文壇之際的選擇。堅守自己青年時期發現和確認的思想議題，在魯迅這里，更多地是源于一種對未獲解的疑問難以釋懷的理性誠實。今天，我們都可以看得很明白：過去時代提出的許多問題，早已不被當作問題，但這并不是因為它們已被徹底解決，反而恰是因為它們從未被解決，于是只好被假裝遺忘或者作“被失效”處理。魯迅那個時代遺留下來的這種問題，最突出的一個，就是改造國民性。用魯迅年輕時候的話說，就是改變中國人普遍缺乏誠和愛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