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作為中唐時期的進步思想家、優秀文學家和革新政治家，將思想家、文學家和政治家的品格集于一身，在其中任何一個領域，他的成就都是杰出的。他的政治思想融合了先秦以來各家政治學說，是我們傳統政治道德中不可多得的寶貴遺產，本文試從柳宗元生活的時代背景、獨特的生活經歷、政治思想及文學創作等方面來分析其思想的政治色彩。

　　一儒家“圣人之道”的主色調

　　柳宗元從小受到的是儒家傳統教育，無論是其父柳鎮還是母親盧氏，都以儒家經義教導和要求柳宗元，這使得柳宗元從小就被培養起了儒家的憂國憂民、積極入世、有所作為的精神。特別是父親柳鎮，精通儒家經典、不畏強權、為國為民、正直無私的儒士精神給柳宗元以極大激勵，對柳宗元的人生觀、世界觀的形成產生了積極地影響。因此，在柳宗元的信念和思想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是儒家的精神，正如他在《寄許京兆盂容書》中寫說的那樣：“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

　　在柳宗元看來，“興堯、舜、孔子之道”就是行“圣人之道”，就是要以“利安元元為務”——進民生，以民為本。柳宗元在很多著作中都表達過類似的說法和思想。他在《時令論上》中說：“圣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于人，備于事而已矣”。就指出了，圣人之道沒有什么神秘的，不必仰之彌高，以為不可能做到。其實，圣人所做的就是要“利于人(民)，備于事”而已。又如，柳宗元非常敬仰商湯賢相伊尹，認為：“彼伊尹者，圣人也。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民生而已。日：‘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也。”’就是說，伊尹是當之無愧的圣人，他所關心的是人民是否幸福安康，而不是君主是姓夏姓商。如果君主能做到“心乎于民”，那么，這樣的君主便是堯舜一樣的明君，人民就和堯舜時代的人民一樣幸福。于是，柳宗元終其一生都在為行“圣人之道”而不斷努力與拼搏。不論是他政治上得意之時，還是仕途坎坷之際，他都沒有忘卻內心這種信念與理想。或許，柳宗元也有過彷徨和失望，感到過無助與失意，但他始終不曾放棄這種儒家理念中最高的境界，有的只是唯恐不能真正做到“圣人之道”的惶恐。

　　柳宗元有一位叫周君巢的親戚，在長安時，柳宗元與他曾經志同道合，相約共同努力為國效力。后來，柳宗元被貶為永州司馬，周君巢也失意于仕途。周君巢在仕途不順時，內心抑郁不堪，逐漸信奉了道教，希翼求得長生不老。他還曾專門勸過柳宗元也去求仙得道、煉丹修真以求長生。柳宗元對周君巢進行了批評，同時表明自己追求“圣人之道”的堅定信念，并勸導周君巢不要忘記自己的志向。柳宗元在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一文中指出：“柳宗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謬。用是奔竄禁錮，為世之所詬病。凡所施設，皆以為戾。從而吠者成群，己不能明，而況人乎?然獲茍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喝萬受摒棄，不更乎其內，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史人同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為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則圣人之道幸甚。”

　　柳宗元在儒家“圣人之道”的基礎上，提出了“圣且賢”的主張。在這里，“圣”指的足德性方面，“賢”則指個人的才能。“圣且賢”要求每個行“圣人之道”的人不僅應當既具備高尚的道德情操，做到正直無私、心存國家與人民，而且又要具備較好地為國為民服務的才能和本領，做到德才兼備。正是柳宗元心中對儒家“圣人之道”的無限憧憬與執著，才使得柳宗元積極地入世，努力實踐“勵才能，興功力，斂太康干民，垂不滅之聲”的報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