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作為中唐時期的進步思想家、優秀文學家和革新政治家,將思想家、文學家和政治家的品格集于一身,在其中任何一個領域,他的成就都是杰出的。他的政治思想融合了先秦以來各家政治學說,是我們傳統政治道德中不可多得的寶貴遺產,本文試從柳宗元生活的時代背景、獨特的生活經歷、政治思想及文學創作等方面來分析其思想的政治色彩。
一儒家“圣人之道”的主色調
柳宗元從小受到的是儒家傳統教育,無論是其父柳鎮還是母親盧氏,都以儒家經義教導和要求柳宗元,這使得柳宗元從小就被培養起了儒家的憂國憂民、積極入世、有所作為的精神。特別是父親柳鎮,精通儒家經典、不畏強權、為國為民、正直無私的儒士精神給柳宗元以極大激勵,對柳宗元的人生觀、世界觀的形成產生了積極地影響。因此,在柳宗元的信念和思想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是儒家的精神,正如他在《寄許京兆盂容書》中寫說的那樣:“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
在柳宗元看來,“興堯、舜、孔子之道”就是行“圣人之道”,就是要以“利安元元為務”——進民生,以民為本。柳宗元在很多著作中都表達過類似的說法和思想。他在《時令論上》中說:“圣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于人,備于事而已矣”。就指出了,圣人之道沒有什么神秘的,不必仰之彌高,以為不可能做到。其實,圣人所做的就是要“利于人(民),備于事”而已。又如,柳宗元非常敬仰商湯賢相伊尹,認為:“彼伊尹者,圣人也。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民生而已。日:‘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也。”’就是說,伊尹是當之無愧的圣人,他所關心的是人民是否幸福安康,而不是君主是姓夏姓商。如果君主能做到“心乎于民”,那么,這樣的君主便是堯舜一樣的明君,人民就和堯舜時代的人民一樣幸福。于是,柳宗元終其一生都在為行“圣人之道”而不斷努力與拼搏。不論是他政治上得意之時,還是仕途坎坷之際,他都沒有忘卻內心這種信念與理想?;蛟S,柳宗元也有過彷徨和失望,感到過無助與失意,但他始終不曾放棄這種儒家理念中最高的境界,有的只是唯恐不能真正做到“圣人之道”的惶恐。
柳宗元有一位叫周君巢的親戚,在長安時,柳宗元與他曾經志同道合,相約共同努力為國效力。后來,柳宗元被貶為永州司馬,周君巢也失意于仕途。周君巢在仕途不順時,內心抑郁不堪,逐漸信奉了道教,希翼求得長生不老。他還曾專門勸過柳宗元也去求仙得道、煉丹修真以求長生。柳宗元對周君巢進行了批評,同時表明自己追求“圣人之道”的堅定信念,并勸導周君巢不要忘記自己的志向。柳宗元在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一文中指出:“柳宗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謬。用是奔竄禁錮,為世之所詬病。凡所施設,皆以為戾。從而吠者成群,己不能明,而況人乎?然獲茍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喝萬受摒棄,不更乎其內,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史人同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為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則圣人之道幸甚。”
柳宗元在儒家“圣人之道”的基礎上,提出了“圣且賢”的主張。在這里,“圣”指的足德性方面,“賢”則指個人的才能。“圣且賢”要求每個行“圣人之道”的人不僅應當既具備高尚的道德情操,做到正直無私、心存國家與人民,而且又要具備較好地為國為民服務的才能和本領,做到德才兼備。正是柳宗元心中對儒家“圣人之道”的無限憧憬與執著,才使得柳宗元積極地入世,努力實踐“勵才能,興功力,斂太康干民,垂不滅之聲”的報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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