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前人有一種說法：韓愈文章超過柳宗元，但議論不及柳宗元。柳宗元的管理思想，不像韓愈那樣偏于基礎，而是面向實用。

　　柳宗元的政論，影響較大的首推《封建論》。他認為，分封和郡縣兩種制度，都是歷史發展的情勢造成的，周的分封到了春秋，王室衰微，諸侯得勢，有的問鼎輕重，有的射中王肩，諸侯尾大不掉，君臣秩序完全亂套，所以，以郡縣替代分封是勢之必然。周之敗，敗在分封，“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秦之敗，敗在人怨，“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柳宗元把分封制失敗的原因歸于制度造成的賢不肖混亂。他強調，治天下之道在于得人，“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分封制采用世襲方法，是否賢能完全出于偶然，“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而郡縣制由君主委派官吏，可以做到選賢任能。柳宗元的這篇政論，對“制”與“政”加以區分，說明了不同歷史條件下制度作用和人為作用的不同效果，為管理思想提供了新的視角。

　　然而，柳宗元的論證縝密程度不夠，有時會走向偏激。他在比較分封制和郡縣制時，強調秦制的優越，除了以漢承秦制為依據外，還聲稱“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從而隱含著對郡縣制之弊視而不見的危險。由此，他把分封看作私天下，而把郡縣看作公天下，把帝制之私僅僅看作能力之私而非產權之私，甚至宣稱“公天下之端自秦始”，顯然立論不當。在《四維論》中，柳宗元認為廉恥出自禮義，有禮義必然講廉恥，無廉恥肯定沒禮義。所以他斷言：“吾見其有二維，而未見其所以為四也。”這種偏失顯然忽視了言詞含義的豐富性，是以自己的定義作為標準定義形成的論斷。較極端者，是他在《舜禹之事》中，把曹丕代漢與舜禹禪讓相提并論，認為盡管在公與私、仁與強方面有所不同，但漢已失德，人心歸魏，“丕嗣而禪，天下得之以為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耶?”這就偏離了公認的禪讓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