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與《傳信方》

　　劉禹錫(772至842年)，字夢德，河南洛陽人，為我國唐代著名詩人。

　　歷代文人史家評價劉氏時，總是偏重他的文學成就。事實上，劉禹錫不僅在詩文方面有非凡的造詣，而且對醫藥學也有深入研究，并為后世留下了一本有影響的方藥專著——《傳信方》。

　　童年時代，劉禹錫體弱多病，他自稱，每當見到同齡伙伴個個“武健可愛”時，就免不了為自己的羸弱之軀而羞愧。他在《答道州薛郎中論方書》一文說:“愚少多病，猶省為童兒時，夙具襦袴，保姆抱之以如醫巫家。針烙灌餌，咺然啼號。”于是，他從小就有學醫的愿望，對醫藥的興趣促使他閱讀了大量的醫藥書籍。在于“論方書”中說：“從世醫號富于術者，借其書伏讀之，得《小品方》，于群方為最古;又得《藥對》，知本草之所自;考《素問》識榮衛經絡百骸九竅之相成;學切脈以探表候”。正是在這種勤勤懇懇的用心鉆研下，不僅豐富了他的醫藥知識，學會些治病方法，并且他用所學技能為親屬和朋友治病時，還經常收到滿意的效果。他還以“行乎門內，疾輒良已，家之嬰兒，未嘗詣醫門求治”而自豪。盡管劉禹錫最終未成為一個“職業醫生”，還自謙是“行乎門內”。但我們從他所撰集的醫方治病的記述中，有“前后試驗數十人皆應”、“此極神驗，得力者數十人”等話來看，劉氏并非對醫術僅識其皮毛，而是達到了相當的水平。

　　中年后，劉禹錫對醫學的興趣未減，在醫藥學的貢獻是編集了《傳信方》一書，此書完成于元和十三年。劉于自述撰集經過說：在連州(今廣州連縣)時，與他在醫藥研究上志同道合的好友薛景晦，送給他一本薛氏自編的《古今集驗方》。劉氏在讀后給予了充分肯定和贊揚。而薛氏寫信也請劉禹錫將自己積累的醫方及用過驗方也拿出來交流交流。劉聽從了朋友的建議，于是就將行篋中積得的或經驗證有效的五十余方匯集成書，取名《傳信方》。“傳信”一詞頗為貼切，意思就是把自己所確信的東西傳告別人，此詞出自《春秋》“信以傳信”之義。

　　《傳信方》中每個方藥“皆有所自”，大多數來自民間有事跡可傳的驗方。比如“蘆薈甘草治癬方”是劉氏在少年時從一賣草藥攤上學來的;“蔥涕治打仆損傷方”是從一位不知名的“軍吏”那里學到的;“柳宗元救治三方”是從同僚摯友柳宗元那里獲得的，等等。這些方藥不少是經劉禹錫反復試用證明是有效的，正如劉氏強調的：它們都是“一物足以了病者”的單方和驗方。

　　《傳信方》雖只收錄了五十余方，但涵蓋了內、外、婦、兒、口腔、眼科等多科疾病，如腹痛、霍亂、腳氣、痢疾、疔瘡、月經病、蟲咬傷等。這些都是當時的常見病。所收方藥還具有“廉(價廉)、驗(有效)、便(易得)”三個顯著特點，如大豆、生姜治腹痛;牛蒡子根治熱厥;山李子和野薔薇根治口疳;稻草灰治跌打損傷等等。所用的藥都是房前屋后、山坡溝旁等易得易種的“賤藥”，不用花錢或者花極少錢就能得到，這些方藥特別深受窮鄉下邑百姓的喜愛。

　　《傳信方》收錄的驗方臨床價值較高，加之敘述嚴謹，言語生動，也備受歷代醫家推崇，宋代著名的《圖經》、《證類本草》及明代《本草綱目》等醫籍都引用過此書中的藥方。有的方還被日本的《醫心方》、朝鮮的《東醫寶鑒》所收載，說明《傳信方》還為中外醫學交流作出了貢獻。

　　拓展：劉禹錫的詩風

　　劉禹錫及其詩風頗具獨特性。他性格剛毅，饒有豪猛之氣，在憂患相仍的謫居年月里，確實感到了沉重的心理苦悶，吟出了一曲曲孤臣的哀唱。但他始終不曾絕望，有著一個斗士的靈魂;寫下《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重游玄都觀絕句》以及《百舌吟》、《聚蚊謠》、《飛鳶操》、《華佗論》等詩文，屢屢諷刺、抨擊政敵，由此導致一次次的政治壓抑和打擊，但這壓抑打擊卻激起他更為強烈的憤懣和反抗，并從不同方面強化著他的詩人氣質。他說：“我本山東人，平生多感慨”(《謁柱山會禪師》)。這種“感慨”不僅增加了其詩耐人涵詠的韻味，而且極大地豐富了其詩的深度和力度。

　　劉禹錫的詩，無論短章長篇，大都簡潔明快，風情俊爽，有一種哲人的睿智和詩人的`摯情滲透其中，極富藝術張力和雄直氣勢。諸如“朔風悲老驥，秋霜動鷙禽。……不因感衰節，安能激壯心”(《學阮公體三首》其二)、“馬思邊草拳毛動，雕眄青云睡眼開。天地肅清堪四望，為君扶病上高臺”(《始聞秋風》)這類詩句，寫得昂揚高舉，格調激越，具有一種振衰起廢、催人向上的力量。至于其七言絕句，也是別[1]具特色，如：“莫道讒言如浪深，莫言遷客似沙沉。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浪淘沙詞九首》其八)“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樹小山詞。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楊柳枝詞九首》其一)就詩意看，這兩篇作品均簡練爽利，曉暢易解，但透過一層看，便會領悟到一種傲視憂患、獨立不移的氣概和迎接苦難、超越苦難的情懷，一種奔騰流走的生命活力和棄舊圖新面向未來的樂觀精神，一種堅毅高潔的人格內蘊。再如他那首有名的《秋詞》：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晴空一鶴排云上，便引詩情到碧霄。全詩一反傳統的悲秋觀，頌秋贊秋，賦予秋一種導引生命的力量，表現了詩人對自由境界的無限向往之情。胸次特高，骨力甚健。

　　劉禹錫早年隨父寓居嘉興，常去吳興拜訪作為江南著名禪僧兼詩僧的皎然和靈澈，據其《澈上人文集紀》自述，當時他“方以兩髦執筆硯，陪其吟詠，皆曰孺子可教”，這一早年經歷對其后來的詩歌創作影響很深。那么，皎然、靈澈的詩歌主張是怎樣的呢?皎然有《詩式》論詩，特別注意兩方面，一是主張苦思鍛煉，要求詩人在對詞句加以精心錘煉之后復歸自然，他認為這種自然才是詩的極致;二是極重視詩歌意蘊深遠而氣韻朗暢高揚的境界，認為“取境偏高，則一首舉體便高，取境偏逸，則一首舉體便逸”。而這“境”即意境來自創作主體的心境，“真思在杳冥，浮念寄形影”(《答俞校書冬夜》)，即詩人主觀心境與審美觀念乃是最重要的。靈澈沒有詩論傳世，但據權德輿《送靈澈上人廬山回歸沃州序》說，他“心冥空無而跡寄文字，故語甚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諸生思慮終不可至……知其心不待境靜而靜”;又說他常“拂方袍，坐輕舟，溯沿鏡中，靜得佳句，然后深入空寂，萬慮洗然”，可見靈澈也重視在主體的靜默觀照中贏得意境的空靈深邃，而且語言也是追求自然的。這些見解一方面受到大歷、貞元詩風影響，講究字詞錘煉，不露痕跡，一方面則來源于佛教重視“心”即主觀體驗感受的思想。劉禹錫深信佛教，得其中三昧，在很多年以后他還說，寫詩的人應該“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董氏武陵集紀》)，前句即指語言的簡練與含蓄，后句即指主體的觀照與冥想。所以他一方面重視通過錘煉與潤飾使詩歌的語言既精巧又自然，而反對多用生僻字眼，提出“為詩用僻字，須有來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