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與《傳信方》

　　劉禹錫(772至842年)，字夢德，河南洛陽人，為我國唐代著名詩人。

　　歷代文人史家評價劉氏時，總是偏重他的文學成就。事實上，劉禹錫不僅在詩文方面有非凡的造詣，而且對醫(yī)藥學也有深入研究，并為后世留下了一本有影響的方藥專著——《傳信方》。

　　童年時代，劉禹錫體弱多病，他自稱，每當見到同齡伙伴個個“武健可愛”時，就免不了為自己的羸弱之軀而羞愧。他在《答道州薛郎中論方書》一文說:“愚少多病，猶省為童兒時，夙具襦袴，保姆抱之以如醫(yī)巫家。針烙灌餌，咺然啼號。”于是，他從小就有學醫(yī)的愿望，對醫(yī)藥的興趣促使他閱讀了大量的醫(yī)藥書籍。在于“論方書”中說：“從世醫(yī)號富于術者，借其書伏讀之，得《小品方》，于群方為最古;又得《藥對》，知本草之所自;考《素問》識榮衛(wèi)經絡百骸九竅之相成;學切脈以探表候”。正是在這種勤勤懇懇的用心鉆研下，不僅豐富了他的醫(yī)藥知識，學會些治病方法，并且他用所學技能為親屬和朋友治病時，還經常收到滿意的效果。他還以“行乎門內，疾輒良已，家之嬰兒，未嘗詣醫(yī)門求治”而自豪。盡管劉禹錫最終未成為一個“職業(yè)醫(yī)生”，還自謙是“行乎門內”。但我們從他所撰集的醫(yī)方治病的記述中，有“前后試驗數十人皆應”、“此極神驗，得力者數十人”等話來看，劉氏并非對醫(yī)術僅識其皮毛，而是達到了相當的水平。

　　中年后，劉禹錫對醫(yī)學的興趣未減，在醫(yī)藥學的貢獻是編集了《傳信方》一書，此書完成于元和十三年。劉于自述撰集經過說：在連州(今廣州連縣)時，與他在醫(yī)藥研究上志同道合的好友薛景晦，送給他一本薛氏自編的《古今集驗方》。劉氏在讀后給予了充分肯定和贊揚。而薛氏寫信也請劉禹錫將自己積累的醫(yī)方及用過驗方也拿出來交流交流。劉聽從了朋友的建議，于是就將行篋中積得的或經驗證有效的五十余方匯集成書，取名《傳信方》。“傳信”一詞頗為貼切，意思就是把自己所確信的東西傳告別人，此詞出自《春秋》“信以傳信”之義。

　　《傳信方》中每個方藥“皆有所自”，大多數來自民間有事跡可傳的驗方。比如“蘆薈甘草治癬方”是劉氏在少年時從一賣草藥攤上學來的;“蔥涕治打仆損傷方”是從一位不知名的“軍吏”那里學到的;“柳宗元救治三方”是從同僚摯友柳宗元那里獲得的，等等。這些方藥不少是經劉禹錫反復試用證明是有效的，正如劉氏強調的：它們都是“一物足以了病者”的單方和驗方。

　　《傳信方》雖只收錄了五十余方，但涵蓋了內、外、婦、兒、口腔、眼科等多科疾病，如腹痛、霍亂、腳氣、痢疾、疔瘡、月經病、蟲咬傷等。這些都是當時的常見病。所收方藥還具有“廉(價廉)、驗(有效)、便(易得)”三個顯著特點，如大豆、生姜治腹痛;牛蒡子根治熱厥;山李子和野薔薇根治口疳;稻草灰治跌打損傷等等。所用的藥都是房前屋后、山坡溝旁等易得易種的“賤藥”，不用花錢或者花極少錢就能得到，這些方藥特別深受窮鄉(xiāng)下邑百姓的喜愛。

　　《傳信方》收錄的驗方臨床價值較高，加之敘述嚴謹，言語生動，也備受歷代醫(yī)家推崇，宋代著名的《圖經》、《證類本草》及明代《本草綱目》等醫(yī)籍都引用過此書中的藥方。有的方還被日本的《醫(yī)心方》、朝鮮的《東醫(yī)寶鑒》所收載，說明《傳信方》還為中外醫(yī)學交流作出了貢獻。

　　拓展：劉禹錫的詩風

　　劉禹錫及其詩風頗具獨特性。他性格剛毅，饒有豪猛之氣，在憂患相仍的謫居年月里，確實感到了沉重的心理苦悶，吟出了一曲曲孤臣的哀唱。但他始終不曾絕望，有著一個斗士的靈魂;寫下《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重游玄都觀絕句》以及《百舌吟》、《聚蚊謠》、《飛鳶操》、《華佗論》等詩文，屢屢諷刺、抨擊政敵，由此導致一次次的政治壓抑和打擊，但這壓抑打擊卻激起他更為強烈的憤懣和反抗，并從不同方面強化著他的詩人氣質。他說：“我本山東人，平生多感慨”(《謁柱山會禪師》)。這種“感慨”不僅增加了其詩耐人涵詠的韻味，而且極大地豐富了其詩的深度和力度。

　　劉禹錫的詩，無論短章長篇，大都簡潔明快，風情俊爽，有一種哲人的睿智和詩人的`摯情滲透其中，極富藝術張力和雄直氣勢。諸如“朔風悲老驥，秋霜動鷙禽。……不因感衰節(jié)，安能激壯心”(《學阮公體三首》其二)、“馬思邊草拳毛動，雕眄青云睡眼開。天地肅清堪四望，為君扶病上高臺”(《始聞秋風》)這類詩句，寫得昂揚高舉，格調激越，具有一種振衰起廢、催人向上的力量。至于其七言絕句，也是別[1]具特色，如：“莫道讒言如浪深，莫言遷客似沙沉。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浪淘沙詞九首》其八)“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樹小山詞。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楊柳枝詞九首》其一)就詩意看，這兩篇作品均簡練爽利，曉暢易解，但透過一層看，便會領悟到一種傲視憂患、獨立不移的氣概和迎接苦難、超越苦難的情懷，一種奔騰流走的生命活力和棄舊圖新面向未來的樂觀精神，一種堅毅高潔的人格內蘊。再如他那首有名的《秋詞》：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晴空一鶴排云上，便引詩情到碧霄。全詩一反傳統的悲秋觀，頌秋贊秋，賦予秋一種導引生命的力量，表現了詩人對自由境界的無限向往之情。胸次特高，骨力甚健。

　　劉禹錫早年隨父寓居嘉興，常去吳興拜訪作為江南著名禪僧兼詩僧的皎然和靈澈，據其《澈上人文集紀》自述，當時他“方以兩髦執(zhí)筆硯，陪其吟詠，皆曰孺子可教”，這一早年經歷對其后來的詩歌創(chuàng)作影響很深。那么，皎然、靈澈的詩歌主張是怎樣的呢?皎然有《詩式》論詩，特別注意兩方面，一是主張苦思鍛煉，要求詩人在對詞句加以精心錘煉之后復歸自然，他認為這種自然才是詩的極致;二是極重視詩歌意蘊深遠而氣韻朗暢高揚的境界，認為“取境偏高，則一首舉體便高，取境偏逸，則一首舉體便逸”。而這“境”即意境來自創(chuàng)作主體的心境，“真思在杳冥，浮念寄形影”(《答俞校書冬夜》)，即詩人主觀心境與審美觀念乃是最重要的。靈澈沒有詩論傳世，但據權德輿《送靈澈上人廬山回歸沃州序》說，他“心冥空無而跡寄文字，故語甚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諸生思慮終不可至……知其心不待境靜而靜”;又說他常“拂方袍，坐輕舟，溯沿鏡中，靜得佳句，然后深入空寂，萬慮洗然”，可見靈澈也重視在主體的靜默觀照中贏得意境的空靈深邃，而且語言也是追求自然的。這些見解一方面受到大歷、貞元詩風影響，講究字詞錘煉，不露痕跡，一方面則來源于佛教重視“心”即主觀體驗感受的思想。劉禹錫深信佛教，得其中三昧，在很多年以后他還說，寫詩的人應該“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董氏武陵集紀》)，前句即指語言的簡練與含蓄，后句即指主體的觀照與冥想。所以他一方面重視通過錘煉與潤飾使詩歌的語言既精巧又自然，而反對多用生僻字眼，提出“為詩用僻字，須有來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