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之世，詩派并起，劉禹錫獨樹一幟。其懷古詩尤為出色，能夠借古喻今，在詩中表現出恰當的剪裁和獨到的構思，將敘事、抒情和議論融為一體。

　　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

　　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

　　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劉禹錫：《西塞山懷古》

　　中唐時期，在聲勢煊赫的韓孟、元白兩大詩派之外，劉禹錫以他迥異于流俗的“骨干氣魄”，獨標一格，理所當然地贏得了“詩豪”與“國手”的稱譽(白居易《劉白唱和集解》稱劉禹錫為“詩豪”，《醉贈劉二十八使君》復稱劉禹錫為“國手”)。在劉禹錫的詩歌創作中，最為人稱道和推崇的是他的詠史懷古詩。“這些詩語言平易簡潔，意象精當新穎，在古今相接的大跨度時空中，緩緩注入詩人源于苦難而又沉潛凝聚了的悲情，使得作品具有一種沉思歷史和人生的滄桑感、雋永感。”(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二卷)確實如此，我們在閱讀其詠史懷古詩的時候，真切地感受到了這一點。比如《西塞山懷古》這首詩即以其老成的筆觸，深沉的懷古詩情，精湛的藝術張力，贏得了人們的稱頌。

　　詩人的創作情形是這樣的：唐穆宗長慶四年(公元八二四年)七八月，劉禹錫由夔州任調和州任，沿江東下，在經過湖北大冶附近的西塞山時，撫今追昔，感慨萬千，寫下了這首動人心魄的《西塞山懷古》。《西塞山懷古》在我們面前展示的是一幅歷史的畫卷，詩人用詩歌這一高度概括、精煉的語言來訴說和評價歷史，把特定的歷史情節和山川形勝的自然背景和諧地組合在一起，并將秋色不露痕跡地涂抹在畫面上，造成了含蓄蘊藉的藝術境界，使讀者體會到了歷史家的嚴峻，政治家的敏銳，哲學家的深邃，文學家的傷感。詩歌在深沉的懷古詩情之中，寄寓詩人對國家命運前途的深切憂慮，體現了詩人圓熟的藝術張力，不愧是一首杰出的詩章。

　　“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所說的史實是：距劉禹錫寫《西塞山懷古》五百四十四年前，即公元二七九年，西晉武帝司馬炎為完成統一大業，下令伐吳，在東起滁州(安徽滁縣)西至益州(四川成都)的廣闊戰線上，以賈充為大都督，組織了數路大軍，向吳主孫皓發起了全面的進攻。處于戰線最西端的龍驤將軍王濬，受詔先于益州造戰船，“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史稱“舟楫之盛，自古未有”①。王濬于公元二八’年正月從成都出發，沿長江向孫皓的首府金陵挺進，并于同年三月在石頭城上接受孫皓的投降。這次戰爭歷時五個月，兵將之眾多，戰區之廣闊，戰役之復雜，實為罕見。但在廣闊的背景和紛繁的歷史素材中，作者僅選擇了“王濬樓船”和吳主孫皓的投降地金陵城兩個鏡頭。

　　金陵“王氣”之說由來已久。秦始皇曾經說過“東南有天子氣②”后來的北朝詩人庾信在《哀江南賦》序中也曾經說過“江表王氣”一類的話。劉禹錫在《臺城懷古》序中也用“王氣”來指代封建金陵的六朝封建政權，云：“清江悠悠王氣沉，六朝遺事何處尋。”《西塞山懷古》詩中的“王氣”，自然專指孫皓的政權。“黯然”一詞，本來是指人的神情，這里借以描述孫皓政權在王濬樓船的攻擊下，群龍無首、驚慌失措的情形，極言孫皓失敗之慘，滅亡之速。“收”字又和上句的“樓船下益州”的“下”字形成連續性的對照，彼一“下”，此即“收”;一個“下”字，凸現王濬樓船順江東下、勢不可擋的氣勢，一個“收”字，則概括了孫皓腐朽政權分崩離析、兵敗山倒的頹勢。

　　《西塞山懷古》歷史畫卷上的第二個情節是：“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盡管歷史書上說王濬的軍隊“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③，但實際上，吳人還是進行過多次反抗。王濬就曾戰丹楊(湖北秭歸)，克西陵，占荊門、夷道(湖北宜都)，攻樂鄉(湖北松滋)，身經數戰。不過，這些紛繁復雜的戰爭素材，都被劉禹錫略去了。為了突出“黯然收”的實際效果，詩人只選擇了被王濬用火炬、麻油燒融沉江的鐵鎖和孫皓的一面降旗，而且在“鐵鎖”和“降幡”兩個詩歌意象中，更以貌似堅實的“千尋鐵鎖”來襯托“降幡出石頭”的情節，這自然是精心提煉的結果。從構思的角度看，這兩句是“金陵王氣黯然收”的具體化、形象化。“幡”即旗，不言旗而言“幡”，寓貶意。“千尋鐵鎖”是吳人于江險磧要處設置的障礙，表明孫皓的反抗。就孫皓而言，兵非不多，將非不廣，地非不險，城非不固，但由于他內政不修，荒淫誤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是以上下離心，莫為皓盡力”④，所以“鐵鎖沉”而“降幡出”。歷史學家說孫皓“積惡已極，不復堪命”⑤。可見“鐵鎖沉”而“降幡出”是歷史的必然。一“沉”一“出”，不僅見其失敗與滅亡之關連，含蘊了深刻的歷史教訓，并且也為下聯的“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作了鋪墊和準備。

　　對于該詩的評價其實古來并不一致，如清人方植之在評論劉禹錫的《西塞山懷古》時說：“西塞山屬武昌府。此地孫策、周瑜、恒玄、劉裕事甚多，此所懷獨王濬一事”，又“無自己在詩內”，所以“此詩無甚奇警勝妙”⑥。我們認為這個說法是不符合實際的。誠然，和西塞山關聯的歷史人物和事件是很多的，但劉禹錫獨選王濬一事，卻有深刻的寓意。王濬是西晉伐吳戰爭中的一支奇兵。他從西到東，縱橫數千里，直取石頭城，不失為伐吳戰爭中的風流人物。把王濬作為抒寫的中心，不僅于突出興亡的主題有利，且亦能增加詩歌的傳奇色彩。此外，王濬伐吳是從四川到金陵，劉禹錫由夔州刺史調和州刺史，也是從四川到金陵附近，兩人行進的路線相同，但兩人的境遇卻相反：王濬完成了一代偉業，劉禹錫則因永貞革新的失敗而長期貶官在邊遠州郡。赴任途中，詩人身臨王濬東征舊境，即地懷人，因人感事，就事抒情，以古喻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由此可見，《西塞山懷古》于敘事上精心提煉和選擇情節，化復雜為單純，是完全從詩的構思和主題出發的，并沒有隨意性。正因為《西塞山懷古》的選材概括了歷史的因素和寄寓了個人的感慨，達到了言簡意賅、意在言外的藝術境地，所以施補華《峴傭說詩》云“‘王濬樓船’四語，雖少陵動筆，不過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