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是北宋著名詞人，婉約派代表人物。柳永是第一位對宋詞進行全面革新的詞人， 也是兩宋詞壇上創用詞調最多的詞人。

　　北宋市井文化對柳永詞創作的影響

　　摘要：柳永，宋代詞壇上的特殊人物。首先他是一個深受傳統儒家文化影響的文人，但是他身上卻表露出同時代文人少有的濃烈的市井文化色彩。傳統文化與世俗文化的矛盾與沖突貫穿于柳永一生，在其詞創作與生活中烙下了深刻的烙印。本文集中關注宋代市井文化對柳永詞創作的影響。

　　關鍵詞：柳永;市井文化;精英文化;慢詞

　　柳永字景莊，一字耆卿，初名三變，而后因詞改名，仕途多舛，后改名為永。他一生經歷了太宗，真宗，仁宗三朝，是北宋所謂‘百年無事’時期。對于這樣一位“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的大詞人，《宋史》上竟無傳記，從這點上可管窺柳永詞雖風靡天下，但并不被統治階層的所代表的精英文化者們所接受。同時，詞在北宋依舊是一種沒有政治地位的文體。明白了這兩點，也就不難明白柳永緣何沉迷于旖旎繁華的都市生活，去市井文化之中尋找寄托，以及柳永一生仕途坎坷，生活困頓的最終根源了。

　　一、柳永前期詞“多閨門淫媒之語”

　　柳永一生可分為兩個階段，以景佑元年中進士為界。前期詞多閨門淫媒之語，后期詞則多羈旅窮愁之辭。這跟柳永的切身經歷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分不開的。城市的繁華和商業的發達，為士大夫們的享樂主義提供了滋養的溫床，優厚的官俸又為其提供了最根本的物質保障。

　　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加之隨著宋代經濟不斷發展，加速了市井歌妓陣營的擴張，致使宋朝的重要商業城市妓館林立，歌妓云集，作為商業，政治，文化中心的京都汴京更是如此。青少年時期的柳永生活于帝都之中，家境富足，擔任工部侍郎的父親足以為他‘數載酒縈花系’的游冶生活提供保障。正如他在《笛家弄》里所寫的那樣：

　　帝城當日，蘭堂夜燭，百萬呼盧，畫閣春風，十千沽酒。未省，宴處能忘管弦，醉里不尋花柳。

　　那時柳永流連于汴京勾欄瓦肆之中，恣意縱情，與歌妓交往頻繁。而柳永的詞名，開始在詞壇上嶄露頭角，很快，他得到了當時評論家的注意，成為熱門話題。柳永的詞，為他帶來了偌大的詞名，但當時評論卻幾乎一邊倒地傾向譴責。黃異在《花庵詞選》中說：

　　“長于纖艷之詞，然多近俚俗，故市井之人悅之。”王灼更是言辭犀利地批評柳詞‘淺近卑俗’，‘比都下福兒，雖脫村野，而聲態可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