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是北宋著名詞人,婉約派代表人物。柳永是第一位對宋詞進行全面革新的詞人, 也是兩宋詞壇上創用詞調最多的詞人。
北宋市井文化對柳永詞創作的影響
摘要:柳永,宋代詞壇上的特殊人物。首先他是一個深受傳統儒家文化影響的文人,但是他身上卻表露出同時代文人少有的濃烈的市井文化色彩。傳統文化與世俗文化的矛盾與沖突貫穿于柳永一生,在其詞創作與生活中烙下了深刻的烙印。本文集中關注宋代市井文化對柳永詞創作的影響。
關鍵詞:柳永;市井文化;精英文化;慢詞
柳永字景莊,一字耆卿,初名三變,而后因詞改名,仕途多舛,后改名為永。他一生經歷了太宗,真宗,仁宗三朝,是北宋所謂‘百年無事’時期。對于這樣一位“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的大詞人,《宋史》上竟無傳記,從這點上可管窺柳永詞雖風靡天下,但并不被統治階層的所代表的精英文化者們所接受。同時,詞在北宋依舊是一種沒有政治地位的文體。明白了這兩點,也就不難明白柳永緣何沉迷于旖旎繁華的都市生活,去市井文化之中尋找寄托,以及柳永一生仕途坎坷,生活困頓的最終根源了。
一、柳永前期詞“多閨門淫媒之語”
柳永一生可分為兩個階段,以景佑元年中進士為界。前期詞多閨門淫媒之語,后期詞則多羈旅窮愁之辭。這跟柳永的切身經歷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分不開的。城市的繁華和商業的發達,為士大夫們的享樂主義提供了滋養的溫床,優厚的官俸又為其提供了最根本的物質保障。
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加之隨著宋代經濟不斷發展,加速了市井歌妓陣營的擴張,致使宋朝的重要商業城市妓館林立,歌妓云集,作為商業,政治,文化中心的京都汴京更是如此。青少年時期的柳永生活于帝都之中,家境富足,擔任工部侍郎的父親足以為他‘數載酒縈花系’的游冶生活提供保障。正如他在《笛家弄》里所寫的那樣:
帝城當日,蘭堂夜燭,百萬呼盧,畫閣春風,十千沽酒。未省,宴處能忘管弦,醉里不尋花柳。
那時柳永流連于汴京勾欄瓦肆之中,恣意縱情,與歌妓交往頻繁。而柳永的詞名,開始在詞壇上嶄露頭角,很快,他得到了當時評論家的注意,成為熱門話題。柳永的詞,為他帶來了偌大的詞名,但當時評論卻幾乎一邊倒地傾向譴責。黃異在《花庵詞選》中說:
“長于纖艷之詞,然多近俚俗,故市井之人悅之。”王灼更是言辭犀利地批評柳詞‘淺近卑俗’,‘比都下福兒,雖脫村野,而聲態可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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