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詠物詩是中國古代詩歌王國中的一支奇葩，它發端于屈原的《橘頌》，至唐代李商隱，在題材的發掘與深化方面、創作手法的個性化方面、詩歌意象的選取和寄寓方面，更是代表了詠物詩發展的新境界。下面我們就來看一下l兩者之間有何區別及其聯系?

　　在中國古代文化傳統中，詩歌創作可謂源遠流長，而詠物詩更是五彩斑斕的詩歌王國中的一束奇葩。它濫觴于《詩經》，歷經幾千年，一直為詩人墨客所珍愛和重視。無論是詩歌的數量上，還是描摹物態的細致入微上，抑或是傳神造境的興寄手法上，都可說是蔚為大觀。這其中，屈原的《橘頌》可算是中國詩史上第一篇完整而臻于成熟的詠物詩，而唐代李商隱的詩作，更是代表著詠物詩的縱深發展。這兩位詩人在詠物詩的創作上，有許多共同點，諸如語言的華美紛呈、想像的瑰麗雄奇、善用象征和神話等;而后者在題材的發掘與深化方面、創作手法的個性化方面、詩歌意象的選取和寄寓方面，更是成就斐然，其興寄之獨特、意象之渾成則更勝一籌。這些不同之處，我們可以通過他與屈原這類詩歌的比較看出。

　　誠如沈祥龍所說，“詠物之什，在借物以寓性情。”即通過對客觀事物的描摹，反映自己的某種情緒情感，傳達詩人對社會人生的認識和感悟，所謂“寄景抒情”、“托物言志”是也。屈原在這類詩歌中，寄寓的主要是他對純正中直人格的自信自持，對楚國的誠摯熱愛，對昌明政治藍圖的設計與追求。作為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屈原一生都在為自己的“美政”理想而奔走呼告，極其努力地在戰國末期風云變幻的楚國政局中尋求一方可以施展自己才華與抱負的平臺，然而終歸壯志難酬，抱恨終身。可以說，忠貞不貳、愛國憂民是屈原政治理想的內核，也是其詩歌的精神所在。但在當時，楚國的社會現實是“變黑以為白兮，倒上以為下”(《懷沙》)，詩人的崇高理想根本無從實現，只能寄寓于詩作，以訴說自己理想破滅之后的悲哀、憤懣和難以釋懷的苦痛。正如《詩經》所言，“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在他的《離騷》、《橘頌》等詩篇中，詩人多次表達了自己“梼木蘭以矯蕙兮，鑿申椒以為糧;播江蘺與滋菊兮，愿春日以為糗芳”(《惜誦》)、“蘇世獨立，橫而不流”(《橘頌》)，與惡勢力作不屈不撓斗爭的高潔志向，這都是圍繞其愛國思想這一根本而闡發的。可以說，屈原的這種“志”，正是中國幾千年來仁人志士所孜孜以求的共同品質。伴隨著這種積極昂揚、不折不撓的理想，是流淌在詩人血脈中的與生俱來的憂患意識與悲劇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