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李商隱,以他極富獨創性的詩歌為唐詩的發展開拓了新境界。尤其是他的詠物詩計百余首,構成了其整體詩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其他人相比,李商隱詠物詩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它表現的事物受摧殘,人生有價值的東西遭毀滅的悲劇美。

　　李商隱的詠物詩:“楚雨含情皆有托”(《梓州罷吟》)可謂“自然的人化”。清人吳喬在《圍爐詩話》說:“有人也。人之境遇有窮通,而心之哀樂生焉。…… 詩而有境有情,則自有人在其中。”李商隱詠物詩的悲劇色彩是與詩人自身的悲劇命運分不開的。詩人出生在一個破落貴族和低級官僚家庭,早年喪失父親, 這種累世孑孤,貧寒無依的家世,使他從小在心理上就積淀了許多悲劇性因子,諸如對人情冷暖的特殊敏感,強烈的孤孑無依感和對前途命運的憂傷等。政治上受朋黨積習和恩門觀念很深的令狐陶及牛黨中人的鄙薄與排斥,攻擊他“忘家恩”、“詭薄無行”。悲劇性的時世、家世與身世,造就了李商隱的悲劇性格,氣質與心態。“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干。”(《無題》)不妨看成他這種悲劇性格,心態的寫照。他的性格中剛豪的一面,這從他因為民伸抑而得罪上司時辭官而去的行動和以擊鼓罵曹的禰衡自況可以看出。但環境的壓抑和命運的折磨使他變得內向,收斂,內心的矛盾痛苦無法公開宣泄,只能寄之于詩“夫君自有恨,聊借此中傳”。這種悲劇命運,釀成了他悲劇的心態和氣質,并從而形成特有的“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紅燭賞殘花”(《花下醉》)的悲劇眼光。他以這種悲劇的心態和氣質去體察萬物,以悲劇的眼光去審視萬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

　　李商隱所詠之物大多是一些纖細弱小而美好的事物。那嫩筍、衰柳、牡丹、野菊、寒蟬、流鶯等無不是詩人悲劇命運的寫照。那些具有巨大力量和崇高悲狀感的事物,即使在傳統詠物詩中象征貞剛品格的松柏,在他筆下,也是“孤秀植庭中”的小松。

　　李商隱是唐代詠物詩大家。和前代因物寓志的詠物詩往往表現士大夫群體類型化的“志”不同,他的詠物詩大都表現詩人獨特的境遇命運,人生體驗乃至精神意緒。李商隱的詠物詩在藝術表現上往往更多地運用象征手段,注重物與人的整體神合,而摒棄二者的簡單比附;在形與神上,傳神空際,不涉理路,極饒情韻。李商隱詠物詩運用比興的方式,就物與我的關系來看,大致有幾下幾種:一是通體用比,寓我于物。二是由我及物,由物及“我”,“我”中含物,物我雙寫,比興并用。三是觸物興懷,體物用賦,寫“我”用興,由物及我則為興。四是由“我”及物,物中含我,寫我用賦寫物用比。

　　作者總將物與自已的悲劇身世和悲劇的人生體驗聯系起來,使讀者在悲憫美好事物遭受摧殘,毀滅的同時悲憫作者的悲劇命運。由于李商隱能詠之物多為帶有悲劇色彩的纖細弱小之物,所以語言更多的是凄婉與哀艷。這些凄婉哀艷的語言反過來,又加重了所詠之物的悲劇色彩,更充分地表現了其詠物詩的悲劇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