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騷》不僅開辟了一個廣闊的文學領域，而且是中國詩賦方面永遠不可企及的典范。

　　1、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以善淫。

　　評析：這幾句詩使抒情主人公除了作為政治家和詩人的自我形象出現外，又常幻化為，一個美麗而遭逢不幸的女子。她有愛美的天性，喜歡用芳潔的東西修飾自己，還親手栽培了許多芬芳的草木。起初與丈夫(“靈修”有時也可理解為丈夫)締結了婚約，后來卻受到眾女的嫉妒和讒毀，終于被拋棄。這一條“美人香草” 式的寓意伏線和詩人的政治抒情疊合在一起，造成《離騷》全詩特有的寫實與虛擬二重世界相互交融、迷離惝恍的藝術效果，給全詩增添了綽約的風姿和芳菲的情韻。

　　翻譯：怨恨君心荒唐啊，始終不能理解我的心思。那些女人也嫉妒我的嫵媚，誹謗我好放蕩淫亂。

　　2、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評析：這一句表明屈原志向不改，堅貞不屈。真可說是一條鐵骨錚錚的漢子。屈原最不能容忍的是那群無恥小人對他的惡毒誣蔑，一會說他穿著奇裝異服，一會又說他面容姣好，肯定是個善淫之輩。這群人追名逐利，篡改法令，歪曲是非，混淆黑白，競相諂媚，把朝廷弄得烏煙瘴氣。屈原下決心絕對不和他們合流，他自比不合群的鷙鳥，孤傲、矯健，“自前世而固然”，他不想改變，也無法改變，這就像方圓不能周，異道不相安一樣。在這里，屈原清楚地預感到了自己的結局，但他并不后悔自己的選擇。句中“雖九死其猶未悔”和同出自于《離騷》的“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詩句是后人引以自勉和共勉最多的句子。

　　翻譯：只要是我心中所向往喜歡的，即使死去九次也不會后悔。

　　3、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評析：這幾句詩所表現出的詩人自知之明、自謀之熟、自勉之嚴、自決之勇，令人感慨萬分。經過激烈的思想斗爭，他不僅又回到了“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境界，而且感情更加深沉，意志更加堅定。通過這一段情感的抒發，詩人將構成自己心靈世界悲劇性沖突的兩個方面──理想與現實的對立、進取與退隱的對立，初步展現出來了。繼之又更加堅定地作出了選擇。

　　翻譯：我生各有各的喜好，我獨愛美，并且習以為常。即使肢體分解也不會改變，難道我的心志是可以挫敗的嗎?

　　《離騷》分段賞析

　　第一段。通過自敘的筆法，提出了積極用世的人生觀：首先追溯世系，表明自己是楚國宗室之臣;詳紀生年和名、字的由來，強調稟賦的純美。這和愛國主義思想結合起來，就成為屈原生命中進步的動力。奠定了他那種堅強不屈的戰斗性格的基礎。接著敘述他對待生活的態度。由于熱愛生活，所以特別感到時間的易逝，生命的短暫;因而孜孜不倦地培養品德，鍛煉才能，來充實自己的生活。而這一切。都是為了一個遠大的理想，明確的目標，在楚國政治改革中，貢獻出自己一份力量。

　　第二段。承接上文，闡明自己的政治觀點和立場，以及事君不合的經過。首先述三后以戒今王，接著陳堯舜以示典范。在古代社會里，凡是具有政治抱負的士大夫，他們的理想都必然寄托在最高統治者的身上，因而屈原就必須爭取楚懷王的合作，首先是取得他的信任。可是懷王的態度是不堅定的。這一矛盾的存在，就展開了屈原和“偷樂”的“黨人”之間的劇烈斗爭;同時，懷王的聽信讒言，也就決定了屈原政治上的客觀遭遇，為下文提出張本。

　　第三段。敘述自己在政治斗爭中的客觀遭遇，并分析其原因。綜合起來，有下面幾層：第一，政治上的改革，單靠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除了爭取君王的合作，必須培植人才，廣結同志，共赴其成。屈原在這方面作了充分的準備。可是想不到“眾芳蕪穢”，致使他的計劃落空，陷于孤立。第二，指出了他和“黨人”之間的矛盾的根本原因。他們之所以勾心斗角，排除異己，只不過是為了個人的利益;而屈原的堅持理想，則是為了“恐修名之不立”，“哀民生之多艱”。這里，他強調法度繩墨，進一步提出他的法治思想;這和腐化沒落的貴族勢力絕不相容，因而這一斗爭是不可調和的。第三，在這樣不可調和的斗爭中，懷王的昏庸糊涂，“不察民(人)心”，不辨黑白，助長了邪氣的高漲，造成了群小進讒的有利條件。第四，從邪正不能相容，預測自己前途遭遇的必然性;強調不屈服、不妥協的頑強精神，并準備為此而不惜作任何犧牲。下文展開了劇烈的思想斗爭而終于取得勝利，就是確立在這樣一個堅實基礎上的。

　　第四段。承上文說，既然理想不能實現，則退隱可以獨善其身;為個人計，又何嘗不心安理得?可是這種知其不可為而不為的逃避現實的態度，和屈原的個性是絕不相容的。這使他暫時寧靜下來的情感又掀起無限的波瀾;在波瀾起伏中，一層一層地展開了內心深處的矛盾、彷徨、苦悶與追求，以及在這種心情中的斗爭過程。從這段起，所寫的都只是一種思想意識的反映，并非事實的敘述。

　　第五段。敘述女媭的勸告。她指出處于沒有是非曲直的社會里，屈原如果不改變他那種孤忠耿直的作風，是不會見容于當世，而且會遭到殺身之禍的。她是屈原人世間唯一的親人，她所說的也是娓娓動聽的人情話;可是她的話僅僅是單純從愛護屈原、關心屈原出發，提高到思想原則上來說，她對屈原卻缺乏本質上的認識。女媭尚且如此，那末屈原內心深處的痛苦又向誰去申訴呢?于是詩人就不得不把他生平的政治見解假托于向他所最崇拜的古代圣君帝舜來傾吐衷腸了。他征引了豐富的史實。主要是為了證明他所堅信不渝的一個真理，一切不合理的政治，必然歸于覆亡，只有“義”和“善”，“循繩墨”“舉賢能”才能使國祚昌盛;而他所堅持的，正是關系楚國國運興衰的根本問題，他自然不能聽從女媭的勸告，作明哲保身之計了。“陳詞”中的反復論證，即第二段“彼堯舜之耿介兮”四句的基本內容的具體發揮。這種認識所構成的理論上的完整體系，就使得屈原更進一步表現出一種“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的頑強信念。和其他偉大的政治思想家一樣，他是“百變而不離其宗”，決不可能放棄他的主張的。這種主張在現實環境中既然找不到出路，于是下文就進入了“上下求索”的幻境。在精神活動的領域里開拓了一個更為寬廣的世界，把極其深刻而復雜的內心矛盾，一步步推向高潮。

　　第六段。寫幻想中的境界，借求愛的熾熱和失戀的苦痛來象征自己對理想的追求。綜合它的內容，有下列幾點值得注意：第一，由于屈原愛國之深，盡管在上述惡劣環境中備受各種打擊，但耿耿此衷，他仍然是鍥而不舍的。這種發自內心不可抑制的強烈情感，亦惟有愛情的追求能仿佛其萬一;因而就產生了以“求女”為中心的幻想境界，并形成這種上天入地馳騁幻想的表現形式。第二，要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首先必須爭取統治者的信任，正如愛情不是抽象的概念而必須有其具體的追求對象一樣。屈原所追求的，有九重的天女，有高丘的神女，有人間的佚女，她們的身份不同，但在她們的'身上同樣可以寄托愛情;也如楚國統治集團當中的任何一員，都有可能通過他們來實現自己的理想。舊說，以求女喻思君，基本上符合于屈原當時的心理狀態。可是所謂“女”，決不僅僅是象征 “君”。張惠言認為這一段是說“以道誘掖楚之君臣卒不能悟”，最為切合原文文義。至于哪一類的女性是影射哪一種人，則文學作品里的藝術形象不同于哲學社會科學的邏輯思維，是不可能刻舟求劍機械地加以分類的。第三，屈原求愛的心情是熾熱的，可是他選擇對象的條件則是極其苛刻的。他不僅追求美麗的容貌，更重要的是高尚的道德品質。那就是說，政治上的結合必須建筑在共同的思想基礎上;同時，即使有了適當的對象，又必須通過媒介的關系。那也就是說，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他決不肯枉尺直尋，不擇手段以求進身的。愛情的熾熱和求愛條件的苛刻，正是矛盾的焦點;失戀的苦痛，就是在這個焦點上形成的。因此在“上下求索”的過程中，回答他滿腔熱情的只是空虛和幻滅，悵惘與彷徨。他在幻覺中的一切感受，正是“溷濁不分，蔽美稱惡”的丑惡現實的反映。

　　第七段。屈原在極度苦痛的復雜的矛盾心情中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即去和留的問題而加以分析。戰國時代，是中國大一統局面出現的前夕，當時所謂士，為了實現其理想，政治活動的范圍并不限于本國。求謀個人功名富貴的“朝秦暮楚”的蘇秦、張儀之徒固不用說，就是儒家的大師孟軻也是終身過著“革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于諸侯”的生活。荀卿則以趙人終老于齊。法家的韓非、李斯也都不是為故國效力。以屈原所具備的卓越才能，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下，當他在政治上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擊，理想不可能在本國實現的時候，考慮到去留的問題是非常自然的。這一段分三個部分：首先是問卜于靈氛，接著取決于巫咸。巫咸和靈氛對同一問題的看法所得出的兩種不同的結論，再一次地引導屈原把楚國的現實和自己的處境作了更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問題的癥結是在于整個環境的日益惡化。盡管自己能堅持理想，決不動搖;但留下來，希望又在哪里呢?結果，靈氛的勸告在他的思想上取得了暫時的優勢;于是他就沖破了楚國的范圍，進入了“周流上下”，“浮游求女”的另一幻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