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騷》為我們塑造了屈原這一高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這個形象，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兩千多年來給了無數仁人志士以品格與行為的示范，也給了他們以力量。

　　1、理解課文中詩人的“衷”、“怨”、“悔”的思想感情：

　　課文首章開篇就寫道：“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句中的“太息”意為“嘆息”;“掩涕”意為“掩面擦淚”;“哀”屬形容詞的為動用法，意為“為……哀傷”，全句意為“長聲嘆息而掩面流淚啊，哀傷人民生活多災多難”。詩人開篇就抒發自己的哀傷，著一“哀”字，與前句中的“長太息”、“掩涕”相呼應，把概括敘述與具體描寫結合起來，有形有聲，有因有果，引人深思。這里抒發的哀傷之情，盡管包含著詩人被疏廢棄的傷痛，但又絲毫不夾雜個人的榮辱得失，這是詩人熱愛祖國、關心民生、革新政治、救亡圖存的遠大理想難實現時自然而然的情緒反映，其核心是詩人的愛國愛民的精神。

　　在簡述了自己被疏廢棄的經歷后，詩人接著抒發自己的怨恨之情。從詩中看，詩人怨的是“靈修之浩蕩”、“終不察民心”，恨的是奸佞小人的嫉妒謠諑以及“工巧”的時俗。這里詩人用簡潔的筆墨，為我們描繪當時楚國君王昏庸，奸佞當道，群邪蔽賢，忠臣被逐，黑白顛倒，是非混淆的社會現實。正是這種現狀導致詩人被疏廢棄，壯志難酬。在揭露了楚國腐朽黑暗的社會現實，抒發自己不與邪惡勢力同流合污的志向后，詩人在第八章寫自己的悔：“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這句意謂“后悔自己當初選擇道路時沒有看清，我久久佇立而想返回”。這里的“相道”顯然指詩人選擇實現自己遠大政治理想的道路。

　　在經歷了被疏廢棄的痛苦遭遇后，詩人終于認清了形勢，明白了自己理想難實現的原因，于是他決定固守節操，特立獨行。節選部分所抒發的這三種感情，連貫而一致，對民生多艱的哀，對君王荒唐的怨，對楚國善于投機逢迎的時俗的恨，對自己相道的悔，其實都源于自己理想的難以實現。但值得注意的是，詩人用“靈修”喻指君心，表現了他對君王的依托之恨。這反映了詩人時代和階級的局限，他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只把實現遠大的理想的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這就使詩人的“哀”、“怨”、“悔”不免顯得孤獨和清高，也注定了他悲劇性的必然命運。

　　2、體味《離騷》的比興手法及其表達效果：

　　比興手法在《離騷》中廣泛運用。它“依詩取興、引興比喻”，而且還把比興與要表現的內容合而為一，具有了象征意義。比如通篇以香草象征詩人的高潔品質就是這種情況。

　　《離騷》中的比興，不像《詩經》那樣只是一個片斷，而是系統的、一個接一個的，充分表現了所要表達的內容。詩中詩人以女子比賢者，由此出發，又以男女關系比君臣關系;以眾女妒美比群小妒賢，如課文中的“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以求媒比通楚王的人;以婚約比君臣遇合。這樣一來，使所用的比喻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全詩也就因此而顯得生動形象，豐富多彩。

　　拓展閱讀：歷史上關于對屈原評價問題的爭議

　　在中國歷史上，屈原是一位深受廣泛推崇的偉大作家。兩千多年來，人們對屈原無端受到讒邪小人的中傷和昏庸的楚懷王的放逐深表同情。屈原在流放過程中，又目睹了楚國的危難和“民生之多艱”，因而，帶著滿腔的憤懣投汨羅江自殺。

　　劉向所編的《楚辭》中收入的《九辯》，王逸認為是屈原弟子宋玉“憫其師忠而放逐”之作。他還認為，宋玉憐屈原“忠而斥棄，愁滿山澤，魂魄放失，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宋玉甚至幻想懷王看到《招魂》之后，會覺悟起來召回屈原。請看這個宋玉豈不是古今少見的尊師典范?真不理解歷史學家郭沫若先生何以要在話劇《屈原》劇本中把宋玉丑化為屈原的叛徒。至于《卜居》和《漁父》，我認為也是屈原的.后學悼念屈原之作。

　　漢武帝是漢代第一個熱愛屈原作品的皇帝。而所作賦達82篇之多的懷南王劉安，則是對《離騷》作了很高評價的第一位文學理論家。劉安稱《離騷》兼有《國風》、《小雅》之長，它體現了屈原“浮游塵埃之外”的人格風范，可“與日月爭光”。其后，司馬遷為屈原作傳，不僅照錄了劉安的這些警句，還進一步把《離騷》和孔子刪定《春秋》相提并論。他盛稱前者“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是屈原偉大完滿人格的寫照。可見，司馬遷乃是非常崇拜屈原的人。

　　但是，后漢的歷史學家班固卻不盡以司馬遷對屈原之評贊為然。他對屈原及《離騷》的思想傾向是有褒有貶的，甚至是以貶為主的。班固批評時，有意避開了司馬遷，而徑直把矛頭指向劉安。他指出，稱屈原和《離騷》可“與日月爭光”云云，“斯論似過其真”。班固的人生觀是“全命避害，不受世患”。他以為屈原應像《詩·大雅》所謂的“‘即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為貴矣!”他批評屈原不應“露才揚己，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沉江而死”。他也不同意屈原把大量的神化傳說融入作品中，多稱昆侖、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正，經義所在。但班固也并不否認屈原的作品“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空。”因此，他對屈原的評價是：“雖非是明智之士，可謂妙才也。”

　　后漢的王逸則不滿于班固這樣的庸俗之見。他盛贊屈原 “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如石砥，顏如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至于梁代的劉勰的《文心雕龍》，又概括王逸的觀點，寫了《辨騷》一章，除證明屈原作品有異于《風》、《雅》的四點以外，也有同乎經典的四事。

　　宋洪興祖是繼王逸之后整理、注釋《楚辭》的又一著名學者。他曾得諸家善本，參校異同，成《楚辭補注》一書。洪氏對北齊顏之推所謂的“自古文人，常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之說，甚為不滿。他從儒家倫理觀念出發駁之云：“屈原，楚同姓也。同姓無可去之義。”而孔子是提倡士“見危授命”的。因此，洪氏為屈原的自沉辯護說：“同姓兼恩與義，而屈原可以不死乎?”那么，屈原又為什么不離開楚國呢?洪氏以為，這是由于當時“楚無人焉，屈原如去國，則楚必從而亡”。因此他說：“屈原雖被放逐，又徘徊而不去楚，其意是生不得力爭強諫，死猶冀其感。”(按：指楚王悟而改行)由此亦可見，屈原“雖死猶不死也”。

　　朱熹是我國哲學史上有深遠影響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古籍整理名家。他對《詩經》和《楚辭》的研究均有重要貢獻。他為《楚辭》作的《集注》也足以媲美其《詩集傳》。朱熹是一個有民族氣節的政治家，他注《離騷》中“仆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云，此乃是屈原“托為此行，周流上下，而卒返于楚焉;亦仁之至，而義至盡也”。如此體會屈原眷戀楚國的思想情感，可謂深入了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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