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賀詩風獨特，他以一個苦悶者的身份作著苦悶的詩，詩歌大多浸潤著濃厚的悲劇意蘊。

　　源出于西方悲劇藝術的悲劇意識拓展到所有的藝術門類中可以概括為：對現(xiàn)實悲劇性的認識和對現(xiàn)實悲劇性的一種文化把握。中國是詩的國度，而縱觀中國的詩歌史，在自己的詩歌中完整地描繪出自己的“生命悲壯性”的恐怕只有屈原和李賀二人了。與屈原不同，李賀一生所留存的二百多首詩歌中，干預現(xiàn)實政治的詩歌屈指可數(shù)，他更多的是在寫心，抒發(fā)自己無人提攜的苦悶、無人理解的憂愁，王世貞說：“李長吉師心，故而作怪。”[1]李賀詩歌中怪異的想象、獨特的意象營構及其所體現(xiàn)出的凄艷詭激的詩風其實是他內心苦悶的寫照。

　　一、由對自我才華的自信和家世背景的自豪而產生的自負感

　　李賀對自己的才華是相當自信的，他相信自己既有奔赴戰(zhàn)場為國效力的才能，又有如屈原一般的文學天賦，他在自己的詩歌中不斷宣揚自己，期望能夠得到有德有才之人的賞識。他相信自己能夠在戰(zhàn)場上建立一番功業(yè)，從而不辱自己“唐諸王孫李長吉”的高貴地位：“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請君暫上凌煙閣，若個書生萬戶侯。”(《南園》其五);“報君黃金臺上意，提攜玉龍為君死”(《雁門太守行》);“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雞一聲天下白。少年心事當拿云，誰念幽寒坐嗚呃?”(《致酒行》);在得遇韓愈和皇甫慕名造訪的時候，李賀覺得自己大展宏圖的機會來了，昂揚之情溢于言表：“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高軒過》)。可以說，李賀終其一生都在等待著有識之士的提拔，渴望著能為國效力，以不辜負自己“壯士”的良好身體條件和“皇孫”的顯赫家族地位。

　　雖然李賀人生的終極目標在建功樹勛、施展自己的軍事才能，但這并不代表他不看中自己在文學上的天賦。“斫取青光寫楚辭，膩香春粉黑離離。無情有恨何人見?露壓煙啼千萬枝。”(《昌谷北園新筍四首》(其二)可見李賀對自己詩歌無人賞識的狀況是很痛心很介意的。

　　除了自己在詩歌上的天賦和從未得以付諸實踐的軍事能力，另一大令李賀時時引以為傲的就是他自認顯赫的家族背景了。

　　李賀是李唐王朝宗室的子孫，“系出鄭王后”[2]。作為宗室后裔，他自視甚高，在詩中一再以“皇孫”、“宗孫”、“唐諸王孫”稱呼自己，希望致身通顯，獲得較高的地位和享受。如《金童仙人辭漢歌》的序中，李賀如是寫道：“魏明帝青龍九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西取漢孝武捧露盤仙人，欲立置前殿。官既拆盤，仙人臨載，乃潸然淚下。唐諸王孫李長吉遂作《金銅仙人辭漢歌》。”在《唐兒歌》的結尾，李賀直接提醒世人道：“莫忘作詩人姓李”。毫無疑問，李唐后裔這一特殊的身份地位是很被李賀所看中的，因為這是他優(yōu)于那些平民百姓的地方，也幾乎是家境貧寒而地位低微的李賀唯一可以藉以致身通達的救命稻草了。因此，他很以這一身份為傲，在詩歌中一再地提及自己高貴的血統(tǒng)，以期獲得心理的滿足和物質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