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陶淵明對“生死之理”的關心, 白居易對身心“適”的希求, 作為一個具有個性特征的詩人, 李白也有其之所以成為李白不可欠缺并貫穿一生的意識觀念, 那就是“客寓意識”。本文認為, “客寓意識”及其產生的土壤——李白的家世是形成李白獨特的“故園情思”的最重要的因素。

　　李白在《上安州裴長史書》《與韓荊州書》《贈張相鎬二首》其二等文字資料中都有“白, 本家金陵”“白, 隴西布衣”“本家隴西人, 先為漢邊將”此類言論;歷代史料如李陽冰的《草堂集序》、魏顥的《李翰林集序》也均記載李白本籍并非蜀地, 李白本家是由外地遷往四川定居這一事實早已為學術界所公認, 無論對李白出生地是持蜀中說還是持西域說, 這都是無可辯駁的事實, 而這恰恰成為李白“客寓意識”形成的基礎。

　　然而, 李白對自己家世的自我意識, 由直覺階段到形成并深化為“客寓意識”, 是在蜀中生活時期。我們必須注意到一個事實, 就是李白的父親一生沒有正式的中國名, 而以“客”這個通稱來稱呼, 這對李白的“客寓意識”的形成有重大影響。此外, 還有一個事實, 就是青年李白并沒有選擇科舉作為自己的仕進之路, 這固然有其受趙蕤《長短經》中王霸大略和縱橫之術的影響, 而他的出身恐怕也是他無法走這條路的一個重要原因。這對滿懷經世濟民熱切愿望的李白無疑是一個打擊, 他在與傳統的知識分子社會階層的交往中, 也很容易產生被疏遠排斥在外的“疏外感”。至少, 在客觀上, 我們應當認同他要比同時代或稍后的杜甫、韓愈、白居易這些傳統士人更多、更容易產生這種心情。那么, 似乎可以推論, 青少年時代在蜀中的那一段生活給李白留下了并不怎么愉快的回憶, 李白對“故鄉”四川的感情蒙上了一層陰影。下面我們來看一下李白自己所描述的“蜀中生活”, 有以下四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