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李白的一生，可以說始終都是以追求政治上的成功為其畢生奮斗目標的，而天寶初受玄宗征召并被命為翰林待詔，則可說是最接近政治成功同時又與成功失之交臂的一段經歷。從天寶元年秋奉詔進京，至天寶三載春離京，其實際居京的時間僅一年半左右，旋即被“賜金放還”，離開了長安這個政治中心。就李白的一生而言，這次進京的榮耀與離京的失落，不僅構成了他終生難以磨滅的記憶，而且其在很大程度上也改變了他后來的命運。對于這樣一次最接近政治成功卻又以失敗告終的經歷，不論是傾慕李白的同時代人，還是后代熱愛李白的讀者，無不表現出某種同情、慨嘆乃至痛惜，并從不同的角度為李白的政治失敗做出詮解。但是，如果將李白的從政方式放在盛唐政治文化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則可以發現李白的政治失敗，從一開始就具有某種必然性。生活于盛世的詩歌天才的政治落魄，實際上凸現的是一種由文化疏離與沖突所造成的文化性格的悲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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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李白的仕進道路來看，一個眾所熟知的事實是，李白沒有像一般士子那樣，試圖通過科舉之路進入仕途。他從一開始就有著與眾不同的選擇，這就是希望以奇人名士的風采聳動天庭，進而直取卿相，甚至幻想成為帝王師式的人物。從李白天寶之前的行跡來看，他的一切活動，似乎都是圍繞著培養自己的名士聲望而展開的。

　　在中國士文化傳統中，“名士”作為一個群體出現并以其獨特的人格魅力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產生重大影響，大約始于東漢后期(2)。桓、靈之際，當宦官、外戚干政造成東漢王朝政治的腐敗與黑暗時，士人以對黑暗政治的對抗與批判，展示了其獨特的操守，從而贏得了廣泛的社會聲譽，形成了一批雖遭迫害但卻在個人品格上受到尊敬與仰慕的名士群體。《后漢書·黨錮列傳序》即云：“逮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于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于斯行矣。……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藩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佑、魏朗、趙典、朱?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勛、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故、蕃向、王章為‘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以精神品格的卓異而著稱的名士群體。至魏晉六朝，名士在社會政治與文化領域仍很活躍，雖然由于時代的變化，他們所呈現的精神風貌與其品格內涵已有所不同，但卻仍是作為政治與文化的精英而受到士林的宗尚的。據《世說新語·文學》載，當時袁宏曾作有《名士傳》一書，其書今不傳，詳細內容無從得悉，但劉孝標在為《世說》作注時則云：“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輔嗣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劉伯倫、阮仲容、王浚仲為竹林名士，裴叔則、樂彥輔、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衛叔寶、謝幼輿為中朝名士。”可以大致了解其時名士的概況。《世說新語》一書，記錄的多是漢末迄魏晉名士的言行，除上述劉孝標注所提及袁宏《名士傳》中的人物外，還有其他一些人物，也常受到稱賞，后世士人所樂道的魏晉風流，就是由這一群魅力獨具的名士構成的。這些名士，也許性情、思想、趣味、作風不同，但他們之所以成為名士，原因卻并不復雜，那就是一定要能夠超越世俗的平庸，顯示出自己精神、品格或才性上的迥拔流俗，而率性、灑脫乃至任誕，又往往是他們最顯著的標徽。也由于此，由對名士的崇拜，甚而導致一些人視任誕、放浪為名士，“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世說新語·任誕》)。但總體看，魏晉六朝名士群體的個體風貌并不相同，其或者才華超群、或者瀟灑風流、或者任誕不羈、或者品德高尚，而不論何者，都構成了他們贏得士林聲譽并為朝野所矚目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