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其家庭特殊性是明顯的。

　　一、曾在西域生活過，接受西域文化影響;

　　二、他家是脫離土地的流民，蜀地不是他家祖籍;三;其家既非官宦階層，也非莊戶，極有可能是商戶。

　　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曩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他早年富有資財，游江東，遇落難子弟，皆周濟之，不食逾年，散金三十萬。其家非官宦，如此富有，非商人不能。

　　三、較少寫農耕生活。熟悉商人生活，如《長干行》之類作品，非了解商賈生活者難寫得如此生動。],這對其性格產生了以下方面影響.

　　1、西域文化的熏染，使其個性中有異域文化因素，其本身就是由多種文化交匯而成的，體現了盛唐文化精神的豐富性與開放性。

　　朱熹、魯迅都曾說過：唐人大有胡氣，唐代文明是四百年來民族融合的結果，唐代文化的繁榮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原的農耕文化與西北游牧文化交化的產物，盛唐文化就是南北文化融合后形成的一個新的審美熱潮。李白本人這一經歷與背景就是時代文化的一個縮影。其父李客在西域生活時間較長，李白五歲才到內地，其父前半生是在西域度過的。這自然也接受了西域胡人文化習慣與觀念的影響，故其家庭有胡人文化因素。其身上體現一些異域文化因素。如，一，他有西域胡人習俗，《上安州裴長史書》：“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於楚，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禫服慟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屍泣盡而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於鄂城之東，故鄉路遙，魂魄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 《扶風豪士歌》“脫吾帽，向君笑，飲君酒，為君吟。”“剔骨葬”“脫帽舞”屬西域風俗，李白接受了這一習俗。二，行為方式有胡人之豪氣，如好持刃佩劍，以至白晝殺人，非中原士族特點。“眸子炯然，哆如餓虎，或時束帶，風流醖籍，曾受道籙於齊，有青綺冠帔一副。少任俠，手刃數人，與友自荊徂揚，路亡權窆，迴棹方暑，亡友糜潰，白收其骨江路。”《俠客行》：“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十歩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三，詩中流寓意識較多，但不似多數唐人有較強烈的少懷鄉思鄉情感。一生生游走四方，居無定所，少中原漢人的安土重遷的意識。